我叫潘菊英，湖北安陆市人，今年45岁，读过三年小学。我曾经在一家集体办的商店当营业员，95年单位破产改制下了岗。我有较严重的妇科病和关节炎，妇科病去了很多医院都没能治好，关节炎严重到三伏天就疼。病痛加上成天窝在家里，自己的心情变得十分郁闷，脾气也变得暴躁，总是感觉老天对我不公。丈夫见我有病容易发怒就想方设法在外面多做点事，尽量避免同我呆在家里，四、五岁的女儿怕我吼她。打她就躲到家家家里不愿回来。在下岗后的几年里，我的心情变得十分糟糕。

　　1999年初，我住处的院子里早晚都有一群人练功，无事可做也无处放松心情的我就跟在她们后面练了起来。第二天，一位姓张的婆婆给我一本《转法轮》，说练法轮功可强身健体并可包治百病，听了张婆婆的话，我精神一振，感觉就是老天对我的眷顾，为我久治不愈的病痛找到了一剂良方，当天晚上，我就捧着《转法轮》一字一句结结巴巴地读了50多页。

　　也许是有了“事情”可做，我的心情变得开朗了，加上《转法轮》的心理暗示作用，练了个把月的功以后，真的感觉自己的病情好多了，从此，我坚信法轮功是一部神奇的大法，练功也更加努力，别人早晚各练两小时功，我就在中午加练三小时，别人一天读两小时《转法轮》，我就一天读五、六小时，总觉得自己入门晚文化低、身体条件差，如果不努力，自己就会“掉队”。练功打坐读“经文”成了我做饭、洗衣以外的全部事情。

　　1999年7月，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我一百个想不通，法轮功修“真、善、忍”，教人做好人难道有错？练功人的身体健康了，病好了难道是邪教？尽管当地政府派人通知我们这是中央的决定，要求我们再不练功，但私下里，我照样练功，照样每天学习“师父”的“经文”。

　　不久，有功友到我家里跟我说：“‘师父’要求弟子走出去‘弘法’、‘讲真相’。”有了“师父”的指令，我们有了主心骨，于是我开始暗暗地联系几位功友，准备去北京弘法。1999年10月19日，我们一行6名功友搭上火车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一面喊着口号，一面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2000年6月，我又邀约了四名功友准备再次进京“讲真相”时，半路上被社区派来的人拦截了下来。

　　回到家里，社区干部也到我家里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指出了法轮功的危害，但我哪里听得进去。北京去不了，就在当地“讲真相”，于是我就和几名功友在城北租下一套房子，找功友集资，购置电脑、打印机等印刷设备印制宣传品。在印制宣传品窝点里，我的任务就是刻录光盘和发送宣传品。

　　仅在印制点里刻光盘、发送宣传品，我还觉得对“大法”做得不够。2002年春节，我利用春节放假的时机，分别到解放山电站和护国小区用气球共空飘7条横幅。

　　2002年2月，安陆印制点被公安机关查获，得到消息的我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连夜逃走，躲到孝感的功友家里。在孝感结识了几名功友后，我又把租房设置上传、下载、印制宣传品窝点的想法提了出来，很快得到了几名功友的赞同。不足半年时间，这个制作点发展到不小规模，有手提电脑2台、打印机2台、印刷机1台，刻录机两台，电脑移动硬盘一部，切纸机4台、打印纸、光盘、磁带、油墨、书籍不计其数。

　　尽管自己只读了三年书，但对于“学法”，可以说是十分专心。为落实李洪志“讲清真相”的指令，我写过“迫害真相材料”，为了向李洪志表达自己“学法”的决定和对他的衷心，2004年5月在李洪志生日时亲笔写过“贺词”，上传到明慧网后，两篇文章都被采用。

　　因为长期痴迷法轮功，加上不看医生，不打针、吃药，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到04年7月份，身体垮到连走路也得靠人扶着才能挪开步子。尽管自己最终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政府还是将我的身体、生命放在第一位，组织医生对我的身体全面体检，积极为我治疗。体检后我才知道，自己除了妇科病、关节炎，还增加了心脏病，糖尿病，肾衰竭、高血压四种病。体检的结果让我惊奇不已，如此努力地“学法”、“护法”，为何老病没好又添新病？为何没有得到“大法”的眷顾？

　　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使我反思，法轮功到底是“度人”功还是害人“功”？如今，我已彻底地从法轮功的泥潭中走了出来，病情也在积极治疗中好转。我想告诉仍然痴迷于法轮功的人们，法轮功连人的强身健体的愿望都兑现不了，更莫说“圆满升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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