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梁景周，今年76岁了。最近，我一直回忆思考，法轮功是什么，给我带来了什么？

　　1996年我从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退休，开始幸福的晚年生活。当时全国各地“气功”比较流行，我又有一些西医无法立即见效的慢性病，我当时想，退休在家，总得找点事做，每天练练气功也好打发时间。为此，我尝试了很多气功学习班，还特地去外地参加培训，可结果花了不少钱，病一样没少。后来有一天，一个同事给我介绍练法轮功，说免费教学不收钱，效果又好。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去了。

　　当时，我去的练功点是在杭州西湖区黄龙洞，那里的辅导员教我练习法轮功的气功动作，还给我一本《转法轮》的书，告诉我，要练功必须要看书、“学法”、修心性，要求每天“学法”的时间一定要多于练功的时间，如果要求“精进”，就要把“经文”全都背出来。当时我有些纳闷，年纪这么大了还要背“经文”，练气功还要学“法”？不过，我对辅导员传授的五套气功动作很感兴趣，就跟着练了。后来，辅导站要求学员出去“弘法”，发传单，我也跟着做了。我自信自己有知识，有能力辨识真伪，对于自己的选择很坚持。就这样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我和老伴一起坚持到练功点练功。老伴学法比我更“精进”，她基本上能把“经文”流畅地背出来。直到1999年法轮功被取缔，我和老伴就把练功点改在家里。

　　在1997年到1999年间，全国各地报社陆续刊登出一批讨论与批评法轮功的文章。当时李洪志提出，这是对法轮功练习者的不尊重，是污蔑。在他的讲法录像中，他提出广大学员应该去刊登过此类文章的媒体论理，为自己讨回公道。

　　1997年，我也亲身经历了一次。那一年，在《浙江日报》的《钱塘周末》版面刊登出一篇文章题为《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缘何猝死》，在杭州市乃至浙江省引起很大反响。主人公金文勇，199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即现在的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当时是浙江日报社的一名年轻记者。1996年时，小金 被查出得了糖尿病，由于一直遵医嘱服药并注射胰岛素，病情控制得很好。1997年6月，金文勇   结婚仅两个月，他和他的新婚妻子开始一起练习法轮功，并停止了一切治疗，包括注射胰岛素，病情一路恶化。同年11月21日，小金状态已十分糟糕。他全身浮肿，陷入昏迷状态。家人极力劝说，希望其妻将其送进医院抢救，可是当他们下楼去等救护车的功夫，其妻将房门反锁了，与其同事在房内练功求师傅保佑。任凭门外的人怎么哀求、怎么劝说，房门再也没有打开。直到22日凌晨，金文勇这个年轻的生命离开人世。

　　文章刊登后不久，我们在辅导站练功结束，辅导员说：“明早练功暂停，改在我家集体‘学法’。”第二天等我们到了辅导员家，他改口说：“我们今天不‘学法’了，待会我们去浙江日报社。要让他们承认之前在报纸上对法轮功的批评是错误的。”当时我对此事不怎么了解，只是对辅导员的做法有点隐隐的不满，要去抗议就直说，何必找借口，有点受骗的感觉。看得出来，有的功友也有我一样的想法。后来，我们练功点十几个人和辅导员一起赶到浙江日报社，当时门口已经聚集了七八十人。我有点吃惊，怎么这么多人在这个时间都聚到这里了？看看周围，大家都平静地站着，有的随意地交谈着什么。突然，有人召集我们，说要进去和浙报的人谈判，然后喊了10个人左右一起进去。当时，我也被喊去了。连续几天，别的练功点还有大批的人陆续到浙报社门口静坐。

　　后来，我才从功友那里知道，此次到浙报抗议是杭州辅导站站长和各基层辅导站负责人一起讨论确定的，在决定过程中，并没有征求广大学员的意见。过去有人批评法轮功说你们是有组织的，我还真有点不能接受，以为那纯粹是恶意攻击。我们练习法轮功的人那有什么组织，在练功点上集体练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连个花名册都没有。可今天，我再回头重新来看这件事，你能说没有组织吗？如果真的没有组织，那几天那么多人是怎么聚集到报社去的。而且，去的人也不都是自发去的，许多人都是跟我一样被骗去的，广大功友不过是辅导站和辅导员手中的工具罢了。

　　我和老伴两人一起练习法轮功，当时的想法就是想祛病健身，那么祛病健身的效果究竟怎样呢？我们辅导站的辅导员给我看过他们的统计资料，是法轮功研究会印发的，结果当然是充分肯定的，有效率是100%。我练习法轮功的10多年里，单位组织的体检一次也没去，单位的同事问我为什么不去体检？我说：“修炼了法轮功，不用看病吃药，我也觉得自己的身体一直很好，也不用体检。”去年，我原有的前列腺增生逐渐严重，促使我开始反思，法轮功到底能否祛病健身？我和我老伴同时开始修炼法轮功，我重练功，轻学法，《转法轮》看过几遍，但始终背不下来。我老伴的情况就不同了，在我周围的功友眼里都认为她学法是很精进的，她除了练功动作标准外，还能把《转法轮》几乎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了，对“师父”的“经文”从来都是认真学习，坚决执行，从不敢有半点违背的想法，可就是这么一个认真学练法轮功的弟子，“师父”为什么都没有保佑她。2005年，我老伴身体浮肿，多次晕倒，后来腿脚也肿得很厉害，连盘腿练功都困难，但她始终坚持练功，从不间断，相信真修弟子都是有“师父”的“法身”为她净化身体的。我在一次上厕所时晕倒后，朋友劝我送医院，我还是不想送到医院，于是我说：“老伴这么‘精进’，‘师父’一定会保佑的，一定会没有事的。”过了段时间，情况越来越严重，在朋友的多次劝说下，勉强将其送到医院，一查是卵巢癌症晚期。如果说我的前列腺增生没有好转是因为我修的不“精进”，那么我老伴修炼的那么“精进”的一个大法弟子，为什么也没有能够逃脱死亡的命运呢？2006年3月我老伴去世，这件事对我打击太大了，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促使我开始反思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首先法轮功统计的信息均来自学员的口述，缺乏科学的支持，如医院或有关部门的统计等。其次，学员的口述主要是根据个人自身的感觉，就如我当时的良好感觉一样，同样缺乏科学的支持，如医院的体检报告等，更不要说我老伴这样的情况了。所以法轮功的统计资料有权威性吗，有真实性吗？把这种不真实的资料传播到社会上，这不是骗人吗？

　　法轮功一直在强调“真、善、忍”，我不理解辅导站负责人为什么不说真话？我不理解法轮功研究会的统计资料为什么不说真话？修炼了法轮功李洪志也没有保佑我老伴，假如我老伴早去医院检查治疗，也不至于这么早先我而去，阴阳两隔，给我身心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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