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少芬，今年39岁，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我于1988年毕业于商丘市商业学校，同年被分配到商丘武洋集团工作。

　　当时，企业里非常缺少像我这样的中专生，我进入武洋集团后就被当作重点培养对象培养。我工作积极，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很快在企业里崭露头角。1995年，我24岁，即被任命为集团副总经理，1997年，我再次获得重用，被任命为集团常务副总经理，26岁的我，就登上了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我志得意满，非常兴奋，经常在梦里笑出声来。1998年初，集团针对安全管理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当年5月2日，企业一个厂区发生横梁掉落砸伤人事件，3名工人受伤，一个被砸断脊椎瘫痪。我以为，这种事故，顶多处理到分管安全的副总经理，没想到，我也被处理。最令我伤心的是，在关于如何处理我的集团领导班子会上，除了我之外的10名领导竟然有9名同意解除我一切职务。一夜之间，我从天下被打到人间。我万念俱灰，闭门不出，头发一绺一绺地掉。丈夫、父母、公婆、朋友，谁劝我，我都听不进去。后来，有两个要好的朋友来找我，让我到另一家民营企业任管理人员。可是，我摇头拒绝，我无法从巨大的失落中解脱出来，终日以泪洗面。

　　这样子过了三个多月，一天早上，我的一个幼时好友刘春兰来找我，硬把我拉到小区的广场上。当时，广场上十几个人听着录音机在练功。刘春兰神秘地对我说，那些人在练一种宇宙间的大功，一旦投身其中，什么烦恼就都没有了。我尝试着进入其中，在刘春兰的教唆下开始练功。在我最空虚、无助、悲伤的时候，刘春兰让法轮功乘虚而入，主导了我的内心世界。练习一个月，我就入迷了。说实话，那种忘却过去、忘却痛苦，一心只想着如何“上层次”的精神状态，让我很陶醉。

　　我练功非常投入，甚至到茶饭不思的地步。由于我曾当过企业管理人员，很多“功友”还把我推举为站长，让我负责一些小册子、磁带的印发，并组织“功友”早上、夜里坚持练功。

　　1999年7月，法轮功被依法取缔。我当时非常迷惘，认为政府错了，要组织人到北京“讨说法”。这时候，曾经让我荣耀也让我失落的原单位，向我伸出了援手。单位里一些曾经的好姐妹找到我，帮我分析法轮功的危害，指出我沉迷于练功、什么事也不干的行为，是在逃避，逃避生活，逃避作为一个受教育中专生的社会责任，逃避作为子女孝敬老人的责任，也在逃避集团重点培养多年的管理责任。这时候，集团总经理又亲自到我家，让我迷途知返，回企业上班。总经理还用他因犯错误被“发配”到车间打扫卫生的经历告诉我，谁也不可能在事业的道路上一帆风顺，不可能只升不降，凭我业务素质和领导才能，假以时日，我一定还可以东山再起。在众人的劝说下，我回集团上班，当了一名车间主任。但是，工作时，我再也找不到了以前那种浑身都是干劲、对工作热情似火的感觉了，我经常在工作时走神，思考如何“上层次”、如何“圆满”。

　　2002年冬，我的儿子李新生来到世间。他爸爸给他取名新生，是获得新的生命的意思。我自练习法轮功后，坚持不要孩子，认为要孩子就没有按“师父”的要求“去人心”，就有“七情六欲”。1999年法轮功被取缔后，很多“功友”都不再练了，包括那个当初带我入门的刘春兰。她丈夫干了个修车门市部，她天天在门市部里帮忙一刻也不闲着。有一次，我去找她，问她修炼心得。她对我说，“都怪我当初错了，领你去练法轮功。我现在没那心思了，天天忙着帮丈夫挣钱，我们得攒钱给儿子买房子。没时间想那了。”

　　由于周围没有了“功友”，再加上丈夫亲人一再的规劝，我终于答应给丈夫生个孩子。丈夫有了儿子，可高兴了，天天乐呵呵地过日子。可我，仍然振作不起来。脑子里时不时地会出现练功的情景，有时候忍不住，我会把偷偷藏起来的磁带在夜里拿出来听，并偷偷地练习。

　　2006年春天，我感觉身体不适、头晕，有时坐着一站起来就眼冒金星，有一次还差点摔倒。我去开封市人民医院找丈夫的一个熟人检查。在开封火车站，有一个人悄悄地给了我一个黑色食品袋，里面竟然是法轮功宣传小册子！我毫不犹豫地就撵上那个人，果然是“功友”。我把我的情况都对她说了。她说，我身体不适是练功半途而废造成的，她很为我惋惜，说我极有可能就“上层次”了，可是却耽搁了那么多年。她又找来几个功友，在一个旅馆里给我“消业”。从开封回来，我心理上感觉身体不那么虚弱了，就重新开始练习法轮功。

　　为了“精进”跟上“大法的进程”、为了“圆满”不被 “淘汰”，我练得更专心了。我以要在家照顾孩子为由辞去工作，然后又把孩子扔给公婆。我闭门在家，专业练功。

　　这一次，我再也听不进亲朋好友的规劝，甚至对丈夫也冷漠有加，“师父”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著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我不能执著于七情六欲，我要“消除业力”，“去除名利情，圆满上苍穹”。

　　丈夫在一家公司开货车，非常忙，以前，他回到家，还能吃上我做的饭菜。可自从我痴迷法轮功后，做饭就隔三差五，一点也不准时了。后来，丈夫干脆不再回家，住在厂里。我也懒得喊他回来，他住在厂里，正好没有人再打搅我“精进”。

　　2007年冬天的一个夜里，我在梦中见到了“师父”，他说我就要“圆满”了，并指点我不但要练功，还要“正法”、“讲真相”。从做那个梦的第二天开始，我每天凌晨三点钟准时起床，然后把一些“讲真相”小册子压到绿地广场的树边，学校操场的篮球架下，或者公共售报亭门外。一天凌晨，我正走在“讲真相”的路上，被两个巡逻民警看到了。尽管我不住地“发正念”，可两个民警还是走到了面前，并把我“请”进了派出所。凌晨5点，我丈夫被通知到派出所领人。丈夫到派出所后，脸气得发青，“孩子不问，饭不做，活不干，天天起那么早发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坚定地对丈夫和旁边的民警说了一句“师父”《法轮大法义解》中的话：“谁破坏大法，谁就是魔。大逆之魔就是该杀了。”丈夫气得哭笑不得，民警让丈夫赶快给我请心理医生：“要是晚了，你老婆会神经。”可我笑他们是“常人”，“层次”太低。

　　2008年年底，我公爹患病，住进了医院，我婆母去陪护。他们就把一直照顾的我的儿子送了回来。儿子喊我“妈”，我没应声，我不想任何人打扰我练功，那样会再产生“情”，会增加“业力”。

　　丈夫回来后，问儿子去哪儿了，我这才发现儿子不见了。爸爸太忙，妈妈在家中不理会，儿子想不开，竟然离家出走了。丈夫疯了一样地四处寻找儿子，后来在老家的一个破砖窑洞里找到了儿子。儿子脸上、手上、腿上多处冻伤。他的两个手指，因严重冻伤不得不截肢……

　　因为这事，丈夫自结婚后第一次狠狠地打了我。听到儿子的惨状，我也惊呆了。母子连心，那一刻，我突然醒悟，将家中所有有关法轮功的小册子、书籍、磁带全部付之一炬。我跑到医院，抱住儿子，哭啊哭……

　　丈夫再也不能原谅我，与我离了婚。现在，我在一个小企业里找了一份工作，用自己的劳动挣钱生活。中间，有几个以前的“功友”来找我，让我骂走了，就是他们，就是法轮功，让我的儿子残疾，又让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要努力工作，等儿子成人时，给他攒些钱，买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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