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高雁，今年43岁，湖北天门人，曾在事业单位工作。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在银行工作，儿子白白胖胖，圆溜溜的大眼睛，机灵活泼，人见人爱。日子本可以过得如意美满，可是我的丈夫却沉迷于赌博，不仅输光了钱财，还欠下了赌债。无奈之下我们离了婚，我独自一人带着一岁半的儿子艰难生活。

　　家庭的变故让我感到世事无常、人生无奈。就在我心情郁闷时，当时在武汉工作的妹妹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教我要“一遍看完”，说这本书能救我。我半信半疑地拿起书，慢慢看起来。不知不觉中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真谛，特别是李洪志说：“目前全世界都只有我一个人在公开传正法，我要度不了你，谁也度不了你。”我以为我找到了一座大靠山，今后什么都不愁了。

　　很快我就带着孩子到武汉找我妹妹，要她教我动作。她很忙，给了我一张练功图解和一些书籍资料。我回来后很快就投入进去，每天打坐练功，不分白天黑夜听李洪志的“讲法”录音带，不厌其烦地看李洪志的“讲法”书籍。我越来越认为那是一种非同“常人”的享受，我甚至认为丈夫的离去也是“师父”李洪志早就安排好的，是为了让我和儿子今天能“得法”修炼的。正是这样的想法，让我这个当妈妈的在儿子成长的重要时期做出了许多错误的选择，让我至今后悔不已。

　　李洪志在讲法中说：“要让有缘人得法”，“给人什么都不如给他法好。”我想儿子那么可爱，又跟着我吃苦，一定是有缘人来“得法”的，我要把这世上最好的东西给他。就这样，我开始强迫儿子听李洪志的“讲法”录音带，狠心把儿子稚嫩的小腿搬成双盘打坐的式样，痛得儿子呲牙裂嘴大哭。我还把李洪志的大幅相片悬挂在卧室的墙上，每天拉着儿子一起跪拜。就这样，2岁的儿子硬给我打造成了“师父的小弟子”。为了和儿子 “共同精进”，“早日圆满，同回天堂”，在儿子正长身体，需要营养的时候，我省吃俭用，吃饭基本对付，几年没做一顿专为孩子准备的像样饭菜。节约下来的钱全被我用来买法轮功的书籍、录音带、录像带、练功服、宣传挂图等。节假日期间，我经常骑上自行车，带上儿子、带着干粮，到偏远的乡下去“弘法”。风吹日晒，饥一餐饱一餐，让儿子吃了不少的苦头，我却认为儿子有功劳，认为这样才是一个合格的小弟子。

　　有一件事至今让我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那是1998年秋天，孩子感冒发高烧，烧得满脸通红，我根本没想把孩子送医院，认为这是让他尽快“消业”的好机会。我还想趁机试试儿子是否是“师父”的真修弟子，我就问儿子：“你是想上医院去打针，还是在家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呢？”儿子一听打针，只好小声说：“好，那就听师父讲法吧。”我一听高兴坏了，觉得关键时刻儿子还能把自己当修炼弟子，更觉得“师父”“法身”一定会保护他没事的。就给躺在床上的儿子打开录音机，又放了点零食在床边，然后锁上门上班去了，一连几天都是这样。万幸的是，儿子靠自身免疫调节终于挺过来了，侥幸逃过一劫。我却认为是儿子心诚，“师父”“法身”保护的结果。

　　1999年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后，儿子遭的罪就更大了。因为那时我已经是当地练功点辅导员。当年7月20日，我接到站长的电话，要我组织人到省政府去“护法”，我扔下刚做好的饭菜，把儿子往一名功友家一放，就组织十多人上了省政府，在外几天，完全顾不上儿子。过了几个月，我又进京“护法”，再次把孩子丢到同事家。我觉得“师父”要我们走的路我都得走，不然的话，我就无法“圆满”，以前和儿子吃的苦就白吃了。我还经常在晚上和几个功友偷偷下乡去发传单，贴标语。把不满5岁的儿子独自丢在家里。2000年一个寒冷的冬天，凌晨3点多，我发完传单回家，发现床上儿子不见了。我连忙叫开邻居家的门，才知道儿子半夜醒来，不见了妈妈，打着赤脚，穿着单衣，在楼道里大哭，最后被好心的邻居收留。

　　2001年9月，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我想想“师父”李洪志说的：“你掌握了全人类的知识还是个常人”，“放下常人心，得法就是神。”所以，我觉得儿子上不上学无所谓，也不指望他考大学什么的。只要他能跟着我学法轮功，将来会“要什么有什么”。过了一个学期，我才把儿子送上小学。他少读了半年，直接升入二年级后，成绩受到很大影响，至今也无法赶上。之后，我为了法轮功，离开儿子，让他两年多在没有父母关心的环境中生活。

　　记得有位心理学大师说过这样一句话：自幼充分享受母爱的人一生都充满自信。可想想我的孩子在最需要母爱的时候，我的爱在哪里呢？我的爱都给了法轮功，都给了李洪志。让从小活泼可爱的儿子，受到很大的心灵伤害，造成了许多无可挽回的损失。我真的不是好妈妈啊！

　　幸运的是，我终于迷途知返，重获新生。在儿子读四年级时，我回到了儿子身边。我努力学习心理学，在孩子青春期到来时，耐心与儿子沟通，尽量弥补当妈妈的给孩子造成的伤害。

【责任编辑：虚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