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郑守理，男，现年69岁，是重庆市彭水县郁山中学一名退休教师。我小时候家境贫寒，因种种原因落下不少毛病，吃药打针收效甚微，严重的影响了健康和工作。为了强身健体，除了寻找灵方妙药外，我几乎把全部精力耗费在了练习气功上。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气功热”时期，我先后习练过多种气功。

　　1997年暑假期间，我到黔江区冯家镇走亲戚，看见一群人在练功，一问才知道是法轮功。他们说练法轮功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教人“做好人”、“上层次”，修得好的话还能“圆满飞升”。面对如此诱惑，我很是兴奋，于是在那里跟着他们学了三天，还买了一本《转法轮》回家习练。

　　我开始练习法轮功后，把治好病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法轮功上，特别是随着“学法”的深入，我坚信“师父”说的祛病就是“消业”的过程，不吃药，也不能打针。我的子女们在看了《转法轮》后，一致认为书中所阐述的很多观点是荒谬的，但那时候，我已经被法轮功的“真善忍”、“消业”、“圆满”等精神枷锁牢牢套住了，任凭家人苦口婆心的劝说，可我就是信“师父”那一套“高深理论”。从此，我和家人在情感上由原先的难沟通演变为不沟通。

　　李洪志一再宣扬强调“舍”，要求“弟子们”要舍掉前人的各种欲望，舍掉名与利，什么亲情、友情、爱情、感情都要舍掉。我记得当时一位“功法”老师对我说，“练功者不要把一切看得太重，就拿你儿子来说，这世你们是父子，下一世可能你是他儿子，你去打工他还不一定要你”。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很“认命”。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儿女们纷纷劝我不要再相信法轮功那些骗人的鬼话了，赶紧悬崖勒马，要不然愧对自己为之付出这么多心血的教育事业。但我哪里听得进，当时一心只想“消业”、“上层次”、“圆满”，何谈为人师表之类的评价。我告诫自己，一定要舍掉“名与利”，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

　　2001年11月，我患感冒发烧，由于坚持用李洪志的“消业论”解释身体上的痛苦，认为是自身“业力”所致，所以坚持拒医拒药，进而导致得了肺炎。最后，还是在儿女们强行把我送到医院输液消了炎，才治好了我的病。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消除我对练功的痴迷，因为我坚信“师父”不会欺骗我，谁人没有疏忽的时候，老虎还要打盹呢。接下来日子里，我仍然坚持每天打坐练功，没有一天间断过。

　　2004年9月，我开始感觉上呼吸道不舒服，胸闷而且时常伴有些许疼痛。起初我没太在意这些反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症状开始逐渐加重，持续低烧、止不住地咳嗽、夜晚盗汗、胸痛等情况越发明显。然而，当时的我却坚信习练法轮功是可以“消业祛病”的，更相信练功的人在练功中会自动消灭病毒和“业力”。如果此时吃药，那么无疑就是把“业力”压了回去，就不能够清理身体，这样一来不仅不能治好病，反而会有副作用。于是，我强忍着病痛，一心想通过修炼消除“业力”，不管身体怎么不舒服，就是坚持不看病、不吃药。

　　2004年11月，我开始由咳浓痰变为咳血，而且浑身乏力，甚至连吃饭的力气都使不出来。儿女们知道我病重的情况后，再三恳求未果之下，强行把我送到医院检查治疗。经县医院确症，我患的是肺结核，需马上送往县疾控中心救治。在疾控中心大夫的悉心治疗和家人的耐心护理下，我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身体状况渐渐恢复起来了。

　　在治病调养的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反思。这么多年，为了所谓的“去执著”，我不惜舍掉了儿女亲情、不惜放弃人民教师的工作，应该来说我练功是勤奋的，“学法”是“精进”的，对“师父”是虔诚的，可为何还差点把自己命搭进去呢？

　　后来，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终于摆脱了李洪志的精神控制，最终从法轮功邪教的陷阱里跳了出来。如今，通过正规的、系统的治疗，我的结核病彻底治愈，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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