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重生，现年39岁，初中文化，青州市黄楼镇卢李村人。90年代初期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妻子，1995年时我们有了可爱的儿子。那时我们夫妻两人做点小生意，家境在90年代也算比较富裕，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记得1997年4月的一天，我忙完生意回家时，碰到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同学，我们聊了很久。临别时，老同学跟我说：“你整天忙着赚钱，身体可受不了啊，我现在练一种功，非常好，我送你本书你回家照着练，保准对身体有好处。”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本小册子，“就是这本书，你回家看看，不懂的地方可以来问我”。那是一本关于修炼的书，从小就向往神仙生活的我觉得好奇就看了起来，没想到书中讲的“上层次”、“圆满”等说法一下子牵动了我的心，我开始渐渐迷上了法轮功。

　　在我习练法轮功后，练功点和功友家成了我活动的主要场所，家庭、事业和生活也不再是我关注的重点，“学法”、练功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诵读《转法轮》，然后给挂在客厅中的“师父”画像上香，生意和家务早就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妻子见我越来越不着边际，心里十分担忧，经常说我被迷了心窍，劝我赶紧放弃法轮功，但我却认为“妻子的劝告是‘师父’说的考验，应该‘去情’排除魔利用家人对我的干扰”，认准了这一点，妻子的劝告都被我当成了耳旁风。

　　1999年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妻子知道后强烈阻止我继续修炼，为此还不惜动员所有的亲友一起来劝我。我认为他们这样劝我是因为不了解“大法”，本着对“师父”的忠诚、对“世人”的负责，每次亲友来劝时，我都苦口婆心的告诉他们是政府搞错了，总有一天是要平反的，亲友们对我都望而却步，也渐渐不愿再与我家来往了。妻子对我的所作所为很伤心，但也没有办法，只能是睁只眼闭只眼。

　　2001年，6岁的儿子上小学了，我认为应该把法轮功教给儿子，让他从小接受“师父”的教化，于是便经常偷偷带他去我和同修们的地下练功点。10月的一天，我带着儿子正在练功，刚练了一会儿妻子便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她悲愤地跟我撕扯在了一起，还指责我不该带着儿子搞这些，但我当时已经沉迷太深，却认为“带着儿子练功是为他好，不让儿子练功反而害了他”。发生这件事后我对妻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认为妻子已经成为影响我“精进”的“魔”，于是不顾妻子的反对，和同修一起外出。随后我去过周围许多市县，“弘法”、“讲真相”、“发传单”成为了我的主要任务。妻子没少劝我安安稳稳过日子，但因为对法轮功的执着使我不想再面对妻子的劝阻，所以对于妻子的要求我只是置若罔闻，依然沉浸在虚无缥缈的对所谓“圆满”的期盼中。

　　2002年我和功友在散发资料的时候，一不小心，摔进了公路旁边的沟里，腿被磕破鲜血直流，可当时的我却认为这是“师父”在考验我，我是在“上层次”，只是简单的包扎了事。事后就是因为我没有及时处理，至今我的腿上还留着一道深深的疤痕。

　　2004年我突然接到邻居的电话，说我的妻子因为劳累过度，昏倒在了村口，多亏邻居看到，将其送到了医院。邻居说这些年你不顾家，所有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妻子一人承担，希望我到医院照顾一下自己的妻子，当时痴迷的我没有一丝的担心，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反而在电话里说：我在做大事，没有时间顾这些常人的事。多亏了邻居的帮忙，轮流在医院照顾妻子，妻子才病好出了院。现在想来我是多么的自私，多么的没人性啊！可在当时这对我来说却是理所当然的事。

　　另一件事情的发生，也让我至今仍懊恼不已，记得那是2006年12月的一天傍晚，只有11岁的儿子高烧不退。看到高烧发抖的儿子我不是赶紧送他去医院，而是让他跟我一起念“经文”，妻子见状后气得直骂：“李重生，你不背孩子去医院，在这里添什么乱啊！” “医院治不好的，生病是‘业力’在作怪，‘师父’讲这种情况只能是自己修炼才能彻底根除”，我也不示弱地回答。妻子最终没有拗过我气得直哭，我按照“师父的教导”让儿子跟我一起念“经文”。就这样念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孩子出现昏迷，妻子见状不再同我商量，直接叫来了几位邻居强行将儿子送去了医院。儿子的病情最终被诊断为急性脑炎，虽然生命无大碍，但却留下了说话口吃、智力减退的后遗症。

　　孩子的残疾成为家庭破裂的导火索，所有矛盾集中爆发了。2007年初，在我习练法轮功的第十个年头，妻子向我提出了离婚，最终法院判决儿子归妻子抚养。经此种种变故，再加上亲友的谴责以及社会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我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但无奈大错已铸成，悔之晚矣，真可谓“一生只随师父去，执着到头万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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