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何佩珍，48岁，广东省中山市人。我原有一个温馨的小家庭，丈夫为人朴实，女儿活泼可爱。可是自从我迷恋上法轮功后，我就不再关心家人，还差点害死了自己的女儿。

　　我小的时候体质很差，经常生病。母亲把我过继给观音娘娘，愿观音娘娘保佑我身体健康。受母亲影响，我自懂事以来就相信世上有神、有佛。虽然如此，我的体质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长大后还是很容易头晕、疲劳。为此，我一直很苦恼。后来，我认识了丈夫，结婚生女，夫妻恩爱，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我和丈夫都是老实人，先后在陶瓷厂、风扇厂做过，后因倒闭不得不自谋出路。为了生活，我开了一间床上用品店。因丈夫外出打工，平时都是我一个人打理店铺，进货、卖货、记账等，忙前忙后。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做生意，我觉得自己撑得很辛苦，尤其身体不适的时候，真的有想放弃的念头。

　　1997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见有人在中山公园练功。这时，有人走过来介绍说这个叫法轮功，练了会身体好，能祛病健身，于是我就跟着学起来了。练功一段时间后，自己感觉体质有所好转，不会像以前那样虚弱，而且还不用花钱，内心就认为法轮功确实是好功。自小迷信的我，听到李洪志宣扬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有无边“法力”、“法身”无处不在时，就不假思索地相信了，对李洪志也是顶礼膜拜。因为家境贫寒，我自小就向往美好的世界。加之经济负担重，生活压力大，我也从最初的祛病健身转而追求“圆满”，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法轮功上，期盼有一天能“圆满”，以脱离这个人间苦海。从那以后，我就跟着“功友”到辅导站去听讲课，去街头、公园里集体练功，在家里打坐，到“功友”家里去切磋交流。大约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我渐渐迷了进去，买了一堆法轮功的资料，一有空闲时间我就背“经文”、听“讲法”录音。

　　在李洪志宣扬“福报”、“能成佛、道、神”等理论的诱惑下，我不仅介绍哥哥、姐姐、嫂子等人练习，还极力劝说当时只有九岁的女儿一起练。女儿年纪小，坐不住，但是在我的威逼利诱下，极不情愿地跟我一起打坐、练功。后来，因为功课多，女儿慢慢就不练了。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心里对政府有一股怨恨，认为政府不讲道理，自己是“大法弟子”，应该要为法轮功讲句公道话。1999年8月，我本想利用去北京旅游的机会到天安门广场“护法”，因受到丈夫的阻拦，才没有成功。丈夫看到我对法轮功入了迷，极力反对，说：“现在国家都取缔了，你可要看清楚啊，绝对不能去做违法犯罪的事啊！”表面上，我答应了丈夫，可是内心却固执地认为法轮功是好的，背地里仍然偷偷的练习。

　　这几年受李洪志“家在仙宫不在尘”、“放下亲情不是不管家人了，还有责任，对父母子女都好”的影响下，我慢慢抛弃孝道，漠视亲情，认为只要对家人尽点责任就可以了。从此，在感情上疏远了他们，生活上也不再关心他们。尤其是女儿，受“放下名、利、情”思想的影响，我不再像以前一样照顾她，初中时就开始让她住校。女儿每次放假回家，我也只是给她做饭吃，很少跟她谈心、逛街，也从不关心她在学校的生活、学习的压力等，母女间应该有的亲昵举动我们都没有了。看到我的变化，家人特别是女儿都说我变了。而我则暗地里高兴，认为自己“精进”了。

　　2007年6月，女儿在学校一直低烧不退。接到老师的通知后，我并不是很着急，认为这是对我“心性”的考验。丈夫把女儿接回家后，我不但没有及时送她去医院，还叫女儿对着李洪志的画像默念，求李洪志帮她治病。此后，丈夫实在看不下去了，担心女儿病情越来越严重，坚决要送女儿去医院。经过检查发现，女儿得的是病毒性脑膜炎感染，住院两个多月，花了差不多十万元。医生说，要是再晚一点送来可能就没命了。当时，女儿正准备高考，因为病情的影响，最后只能休学在家吃药治疗。当时我还荒唐地认为自己通过了考验，女儿的病是李洪志治好的。

　　此时，“圆满”已经在我头脑中深深盘踞。为了抓住“圆满”，我决心用实际行动为“大法”做点事，就用平时节省的三千多元钱买了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印制法轮功的宣传资料准备出去散发。家人发现后，多次劝说无效，无奈之下把我送进了心理矫治中心。

　　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恢复了理性思维，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醒悟后，我庆幸当时是丈夫果断坚持送女儿去医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女儿现在已经考上大学，看着她开心的笑容，我内心仍然满怀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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