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徐燕青，今年37岁，原淄川商业大厦职工。丈夫在区里一家酒厂做销售，收入还算不错。我从谈恋爱、结婚、生子都顺顺利利，公公婆婆对我都很满意，丈夫也很疼爱我，再加上又生了个大胖小子，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

　　1999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送我一本《转法轮》，说很好。当时想既然是好书，那就看看。李洪志在书中说的“成佛成仙”、“上天国世界”，这正好符合了我异想天开的想法，就这样我天天“大法不离身”，成了一名忠诚的“大法弟子”。只要是有关法轮功的书籍、资料，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全买回家来，视为珍宝，天天念、天天读，天天抄呀、写的。我光《转法轮》就抄了将近十四遍，在不知不觉中沉浸在法轮功所描述的“天国世界”里不能自拔了。

　　在练法轮功之前，我在单位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年年被单位评为“先进标兵”，看到同事们羡慕的眼光，我心里甭提有多美了。同样在家里，我也是个勤快人。丈夫经常要出差在外面跑，根本顾不上家里，所有家务活都是我一个人干，照顾公公婆婆，看管年幼的儿子，样样都拾掇的利利索索，邻居们都夸我贤惠。可是自此练上法轮功以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单位上班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经常偷偷地看《转法轮》；在家连吃饭都是简简单单，家务活能省则省，反正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打坐练功、抄《转法轮》、和功友交流的这些事情上面。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像变了个人似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1999年7月的一天，我们的练功点接到区辅导站的消息，说国家要依法取缔了法轮功，要求“大法弟子”要放下一切来“护法”。我和几个功友合计着，怎样才能为“大法”做点事情，让“师父”看到，让自己“上层次”。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像许多“大法弟子”那样，去北京“护法”。那时丈夫差去了外地，我将儿子送到婆婆家，把家里的三千元现金和一个八千元的存折都带上了，就没打算再回来，压根就没想家人怎么过。我们和站长联系好，一大伙人一起去了火车站，可还没等上火车，就被巡逻的公安民警给拦了下来，单位还专门派人把我接回家。那时正值酷暑，来接我的人中暑了，对生着病的同事，我不但不体谅，还一路对他恶语相加，把他说成是阻挡我“上层次”的魔，还嘲笑他中暑是因为阻碍我“弘法”、“护法”而当场就遭了报应。

　　回来以后，单位的领导、同事经常和我谈心，劝说我放弃法轮功，可是他们的话我根本听不进去。丈夫也苦口婆心地劝我说：“我天天在外面风吹日晒的跑业务，生活也没有规律，胃病也常常犯，不为别的，不就为了能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吗？！你看看你现在，工作不正经干，家里也不管，这还哪里有个家样？你快醒醒吧，这样下去，我们这个家就被你毁了。”丈夫的话我听了也有些动容，是呀，从结婚到现在，丈夫事事让着我，时时想着我和儿子，而我这是做了些啥？可是李洪志说过：“只有放下名利情，才能圆满上苍穹”，而且“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做这些不也是为了家人好吗？想到这里，我更坚定了练功的心。直到最后，丈夫声泪俱下的让我看在两岁儿子的情份上，与法轮功脱离关系，可我想起“师父”的话：“修炼就得在这魔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想到这些，我坚修的心始终也没有动摇过。万般无奈之下，心灰意冷的丈夫于2001年春和我办理了离婚手续。这时候，我非但没有伤心难过，反而认为我过了“情关”，又“精进”了一步。

　　从此，我和儿子两个人生活。白天把儿子送幼儿园，下午接回家。晚上我练功打坐或者抄写“经文”时，就让他自己在一边玩。每当李洪志的“经文”一下来，我就更忙活了，自己手里没有打印的，就用手抄；有时去练功点时没人看孩子，我就把儿子一个人锁在家里。听着儿子哭着一声声地喊“妈妈，妈妈，你别丢下我！”可我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就这样一直到2001年的秋天，令我后悔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星期天的一大早，我就把儿子锁在家里，自己去了练功点和功友们一起聚会练功。四岁的儿子一个人在家，不知怎么把家里的暖瓶打翻了，滚烫的热水把儿子的前胸、右侧手臂等多处烫伤，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引来了楼上楼下的邻居。等到邻居们找到我又返回家里时，已经是一个多小时以后了。看着儿子满身的红肿和水泡，听着儿子的哭喊声，我的心都要碎了。虽然法轮功一直要我们修炼人放弃常人心，但我还是放不下，对于儿子的烫伤，我很痛苦。

　　就在这时，这会志愿者帮助了我，我才清醒过来，习练法轮功不但没有让我的家庭、我的家人受益，反而让我的丈夫离开了家，让我的儿子受到了这样的煎熬和摧残。

　　儿子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算基本康复，现在身上留下了一大片永远也消除不了的疤痕。每当看到这些疤痕，我都后悔不已。

　　儿子，是妈妈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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