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角落里那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念着本该有好的前途却打工在外的孩子，头脑中萦绕着丈夫衰草蔼蔼的坟头，我欲哭无泪，思绪回到了从前。

　　我叫杨芝花，是山东省莒县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今年56岁，曾有着一对可爱的儿女和疼我爱我的丈夫。虽然家庭不很富有，但一家也是其乐融融，唯一感到不足的就是我常年患有高血压，需要天天吃药才能稳定。

　　记得那是1996年秋天的一个中午，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去秋收了，我因为身体不好，丈夫让我在家休息，说只要做好饭就行。我正准备做饭的时候，来了两个40岁左右的妇女，说讨口水喝。她们通过拉家常的形式了解到我的情况后，说我这个高血压病用药是永远治不好的，要想除根，只能练功。因为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业”，只有练功才能“消业”，只有“消业”，才能除根病痛。并且她们还举了很多例子说很多和我有一样病的人，就是通过练功“消业”治好的。她们还说练功又不花钱，还给了我一本《转法轮》，让我好好看看，并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否则就不灵了。临走时她们还给我留下了联系地点和方式。之后，那两个妇女又趁着只有我在家的时候多次来我家同我一起探讨“消业”的问题，并说我的脸色不好是由于心中的“业”通过脸在出毒，还说要想除病根，必须像她们那样出家授“业”，散发钱财，那时我对她们的话深信不疑。

　　我本着既省钱又能看病的想法，悄悄地停了控制高血压病的药，并偷偷地根据书中所说，练功“消业”。也许是受心理暗示的作用，我觉得我的脚步比以前轻快了很多，后来才知道那是我的血压又高了。每当丈夫关心地问起怎么没见吃药，我都找借口搪塞过去。由于丈夫对我一直很信任，所以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997年的正月，丈夫从别人的话语中和我的表现里看出了我的“不对头”。他多次劝说我我都不听，让亲戚劝我我也不理，我还振振有词地引导他和我一起练功“消业”，共同“戒药治病”。有一天丈夫趁我练功晕倒的时候给我量了血压，发现竟然高到了230。于是他留下一个孩子看家，和另一个孩子把我抱到了手扶拖拉机上，上镇里的卫生院去给我打针。半路上我醒来趁他们两个不注意，跳下了车，并要挟说要是再逼我上医院我就不活了，丈夫只好答应了我的要求，又把我带回了家。就在那天半夜，我悄悄地起来，骑上那辆给孩子买的上学用的自行车，拿走了家中所有的存款5200元（那时我家的财权全部我掌握着）。我找到那两个动员我练功的“师姐”，毫不犹豫地把钱给了她们，并在她们的指导下，离家走上了出家授“业”的路子。

　　这期间，我们为了所谓的消业、授“业”到过苍山、临沭、郯城，江苏的赣榆、沭阳、启东等地。每到一地我们都在晚上偷偷地张贴广告，向人家门缝里塞宣传单。我们觉得我们的事业是高尚的，是替“师父”在解救人间的痛苦，也是为了给自己“消业”，将来灵魂一定能进入天堂，也能给家庭带来“福音”。虽然生活很苦，但我却没有觉出来，虽然有时也想家想孩子，但一想到自己所从事的是“师父”心中“无私”的事业，现在是舍小家为大家，再加上出来授“业”的人纪律很严，所以就一直没有和家里人联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高血压由于没有药物的控制，时时让我头重脚轻，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我经常晕倒。和我一起授“业”的“姐妹”却说我练功没有诚心，自己的“业”越来越深，只有“师父”能处理了。我慢慢的发现，和我一起授“业”的“姐妹”们对我态度越来越差。她们开始打骂我，吃饭时让我吃她们的剩饭，还故意让我吃不饱，并说这样做是对我负责，是为了帮我“消业”。终于在一天早上，当我醒来时，“姐妹”们都不见了，除了随身的衣服和那辆已经破旧的自行车，她们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万般无奈之下，我拨通了110。

　　阴历1999年10月23日，村干部和我大伯哥把我接回了家。家中原有的四间房子，有一间已经倒塌，屋内一片杂乱。大伯哥说，两个孩子都到南方打工了，一时也回不来。我急急的问：“孩子他爹呢，是不是不要我了？”大伯哥长叹了一声说：“你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这才知道，在我走后丈夫用了一年的时间到处找我，后来由于思想压力太大，在一次过马路时思想不集中，走错了路，出了车祸，肇事车跑了，至今也没有找到；正在上学的孩子因为没有人照顾都辍学了。听了大伯哥的话，我欲哭无泪，我的“师父”，我辛辛苦苦捐献了所有的家产，外出“授业消业”，心不可谓不诚，但这到底是怎么了？

　　大伯哥找来了村里的医生，给我打针吃药控制住了高血压，又联系了两个在外打工的孩子回家看我，近年来村里又为我办理了低保。虽然现在两个孩子和亲人都原谅了我，但我觉得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了。

　　我经常做着一个同样的梦，梦见我、我的丈夫、两个仍然年幼的孩子，在田野里、在家中的炕头上，一起干活、一起嬉戏。但我知道，这将永远是一个不能回去的梦！

【责任编辑：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