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海边的一个渔村，这里的乡亲们一直以来都以打渔为生，白天男的出海打渔，女的就在家做家务，日子简朴、安静。

　　1982年，20岁的我与丈夫相识并结婚，婚后育有一男孩，日子过得虽说清贫但还算温馨。丈夫在船上当水手，常年漂在海上。我在临村的海产品加工厂抠扇贝。为了能挣到更多的钱补贴家用，我拼命干活，几年下来，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加上身边没有人依靠和体贴，心里孤苦、郁闷、烦躁，经常会腰酸背疼，晚上疼起来在床上打滚，最后医院诊断为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综合症。得了这个病以后，住院、打针、吃药，花去了我不少积蓄，又加重了生活的负担。

　　屋漏偏逢连阴雨，1994年8月的一天，一个人的出现，又把我推向了更可怕的深渊。她叫刘凤莲，是一个四十出头的农村妇女。记不清从何时起，我和她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她对我的境遇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同情，时不时跟我多说上几句问寒问暖的话，救济一些生活品，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让人获得短暂温暖的同时，逐渐产生了依赖。突然有一天，她对我说：“小罗啊，晚上到我们村去练功吧，那功可好了，我都练好多天了，不仅能锻炼好身体，还能使人驱除病魔，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想什么就能实现什么，我都练好几个月了，确实不错的”。已经对她非常信任的我稀里糊涂就跟着到了她们村，然后跟着她到了村里的一户人家。那时是晚上7点左右，院子里挤满了十几个人，整齐地盘坐在地上，领头的坐在最前面，背对着我们比划着，其他人跟在后面比划，录音机里播放着一首像是念经一样的乐曲。一个小时左右后，大家开始陆续散去，刘姐帮我出钱从那户人家买了本书和磁带，说让我回家看看书，跟着磁带里的音乐在家就可以练。

　　从此。《转法轮》就一步步控制住了我的思想，从开始的祛病强身，到最后痴迷于“练功”能过上好日子，“信功”就不再受苦受累，已经身心疲惫的我早已失去辨别真假的能力。刘凤莲经常跟我讲“法”有多好，“法”能使人“圆满”等等，逐渐让我痴迷。为了“练功”我放弃了做工，放弃了治病，几个月下来，人瘦了将近10斤，变得更加憔悴。这时的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打坐”、“弘法”，什么亲情友情，都不重要，因为他们不和我一样“信功”、“练功”，一切都是“魔”，所以都需要我去“帮助”他们，“解救”他们。

　　丈夫和儿子也因我平时“练功”而受到很大影响，当时儿子正读初中，我为了自己能早日练出“法轮”，早日成为“另一个世界的人”，就不让儿子去上学，因为儿子上学还得我天天按时给他做饭，耽误我专心修炼。儿子跟我吵，我就拿棍子打他，把他反锁在家里，那一年孩子基本上没上几天学，最终孩子选择了辍学。丈夫因为我的痴迷，见面就吵见面就闹，我好像有的是力量，喊他是“魔”，我要帮他“赎罪”，威胁要用火把他“火化”了，丈夫实在忍不下去了，跟我提出了离婚，我当时想这下可是解脱了，可以毫无束缚的“练功”了，二话没说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就这样，我和丈夫离婚了，孩子也跟了他父亲。那时的我把这一切都归于他们是“邪恶势力”，是影响我“练功”的“魔”，我不能为他们所左右，我需要“上层次”，要有“更大的举动”。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从此，我一次次外出，去市到省甚至进京“护法”，一次次被送回教育，成了屡教不改的硬骨头。期间，曾经的“功友”一个个回头，大量的人员参与到对我的帮教工作中来，他们以亲身经历来劝说我，那些活生生的事例也曾触动过我脆弱的神经，让我对李洪志的那些“神迹”和说辞产生过动摇，但固执的我总也解不开心里的疙瘩，更不愿放弃自己一直坚守的那份所谓的“信仰”。我的心在彷徨和困惑中煎熬着。

　　2009年10月份的一天，我独自一人去海边的岩石上敲海蛎子，为了敲更多的海蛎子拿到市场卖钱来维持自己的生计，我的脚步不断往更深处移动，而此时海水开始涨潮，当我的双脚完全浸泡在水中的时候，才发现潮水已经把回头路完全封死了，四周全是海水。因为我不会游泳，我慌了神，难道“师父”不要我了吗？“师父”不是说过他的“法身”无处不在，可以随时保佑我们这些弟子么？我现在处境危险，难道“师父”的话都是假的吗？我的心在做着激烈的斗争。就在此时，岸上的人们发现了我，儿子听到消息后，从岸边向我走来，他坚定的一步一步在海水里向我靠近，并用沙哑的声音喊着：“娘，李洪志现在在美国过着逍遥的日子，而你都受了多少苦，你又从来没见过他，为什么就那么相信他？他能拯救你什么呀？他到底给你带来了什么能看得见的好处，你还那么痴迷？娘，醒醒吧，你要再不回头，儿子陪你一起走……”岸上儿媳抱着孩子见他这样说，也毅然随我儿子一起向我走来，一边走一边哭叫着求我回头，所有的人都在大声向我喊：“回来，回来！”，沉寂已久的心被眼前的场景感动了，儿子一连串的问题加上冰冷海水的拍击，让我顿然醒悟，我的心完全解放了，我哭了，向儿子和岸上的人伸出了求救的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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