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0日是我儿子8岁生日,家里没有生日蛋糕,没有欢声笑语,也没有温謦的祝福,屋内显得异常地冷清。下班回家,我看着呆呆的儿子、徒墙四壁的家,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当晚,我思绪万千,彻夜难眠,那段习练法轮功的经历又浮现在我眼前。
我叫张全春,今年36岁,家住重庆市九龙坡区谢正街,父亲原是重庆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技术工人,我从小随母亲在四川隧宁农村长大。1996年7月我高中毕业后,被招聘在父亲工作的企业当工人。1998年3月,经人介绍,我和同在一个工厂的技术员恋爱了。他来自农村,大学毕业,一表人才,勤奋敬业,是工厂的业务骨干。
恋爱不久,他向我介绍了法轮功,说习练法轮功不仅可以强身健体、祛病健身,还能实现人的道德提升。在给我大肆宣扬法轮功好处的同时,还给我讲了许多法轮功神奇的事例。当天,他带我到建设广场,在那里我见到了很多工厂的职工在集体习练法轮功。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我,就这样完全相信了他的话。第二天,他给我送来了《转法轮》、《精进要旨》等法轮功书籍,还教我法轮功五套功法。从此,我每天下班后就和他一起到练功点练功,回家后还坚持读《转法轮》。随着学法的深入,《转法轮》中讲的种种神奇现象深深地吸引了我,而且“真善忍”、“修心性”又切合我想做好人的思想,于是从内心深处认同了法轮功,心中还暗下决心要和他比翼双飞。业余时间,我经常和他“切磋探讨”学法心得。由于记忆力天生就很好的我,很快就能背诵《转法轮》中的部分内容。在一次功友聚会上,我一口气背了半个小时的《转法轮》,还侃侃而谈地讲了自己很多学法心得,这令功友们对我羡慕不已,夸我有慧根,当时我特别有成就感。不知不觉中,我被法轮功洗了脑,精神也渐渐被它所控制而不能自拔。
1999年5月1日,我走进了婚姻殿堂。就在我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中时,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说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不充许再习练法轮功。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我的眼前顿时一片灰暗。这时,丈夫给我讲耶蓟的故事,说法轮功是政府搞错了,很快就会被评反的,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必须走出去证实法。在丈夫的再三鼓励下,我和其他功友一起走出去证实法,父亲知道了,几次上门来劝阻我,我却一点都听不进意见,满脑子都是师父的经文,还说“常人”不要来管“修炼人”的事。在“弘法”、“讲真相”中,我因违背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受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但我却认为是政府在“迫害”,根本未去查找自身的原因。
2005年1月20日,喜从天而降,我生下了盼望己久的孩子。全家人都兴奋不己,母亲还专门搬到我家来照顾孩子。当时我想,我和丈夫是大法弟子,有师父“法身”保护,儿子不仅会健康成长,还会聪颖过人。功友们上门看望慰问,说我儿子不是“凡人”。我心中暗自高兴,庆幸自己选择了法轮功。满月后,我仍然把精力放在学法练功、“弘法”“讲真相”上,母亲经常劝阻我说要好好照顾孩子,我却说“圆满”快到了,为了孩子我要抓紧时间“救度众生”。妈妈听不懂我的话,不住地说我“疯了”、“疯了”……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眼见儿子两岁了,但他却还不会说话。妈妈很着急,求我送儿子到医院检查,我却说儿子是“奇才”,医院管不了儿子的事情。
2007年12月的一天,丈夫突然回家说为了祛掉“名利情”,提出和我离婚。当时我一心想“上层次”,就爽快地答应了,于2008年1月17日我们办理了协议离婚,房子和孩子归我,他只带走3万元的存款。现在我才知道,丈夫是在2006年7月外出“弘法”时,结识了重庆市巴南区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功友,他们在学法聚会交流中发展为“男女双休”,才提出与我离婚的。
离婚后,我将孩子交给了母亲喂养,自己独来独往,继续坚持“修炼”这条路。2008年9月,母亲将儿子送进了社区幼儿园。一学期结束时,幼儿园开家长会,母亲强行带我去参加。到了学校,老师告诉我,说儿子在学校不与其他孩子交流、玩耍,常常一个人发呆,上课喜欢打磕睡,建议我送儿子到医院检查。走出老师办公室,在幼儿园的院坝里见到孩子们都在天真活泼地游戏、玩耍,而儿子却独自一人在墙角发呆,当时我一下子傻了。
2010年6月,社区反邪教志愿者主动上门找我,和我促膝谈心,为我做心理辅导,共同交流学习传统文化。我被反邪教志愿者的真诚所打动,慢慢地我开始反思我所信奉的“真善忍”,并逐步从恶梦中清醒过来,摆脱了法轮功的精神控制,回归了正常社会生活。李洪志不是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我苦苦习练法轮功整整十一年,换来的却是夫离子呆,没有了人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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