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退休前是乡干部，辛劳了大半生，退休后曾经患过甲肝，治愈后身体一直不好，瘦弱多病，不能吃油腻的东西，常常感觉口干舌燥、烦躁不安。1997年3月的一天上午，父亲到古蔺县城办事，看到街面上有人习练“法轮功”。当时陈叔也在街上练功，他主动热情招呼父亲，并劝父亲和他一起修练“法轮功”。陈叔对父亲说：“练功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健体，练功不吃药不打针，病就会自然好...”父亲相信陈叔的话，心想练功不吃药就能治好病，真是天大的好事。于是父亲当时就答应和陈叔一起习练“法轮功”。 当天中午，父亲从县城回家，他把练功的好处，答应和陈叔一起加入习练“法轮功”的事，重复给我们讲了一遍，父亲把“法轮功” 说得很神奇，好像得到“宝贝”一样高兴。我们对父亲历来非常敬重，只要他说练功好，我们都支持他练功。自从那天起，父亲每天早上都要去县城练功，从不耽搁。

　　父亲习练一段时间后，他自我感觉身体好些了，口干舌燥、烦躁不安，上腹部胀痛等症状有所缓解。他说：“练法轮功的确好，能‘祛病’强身，能把身体内部黑色物质消掉”还劝我们三弟兄和他一起练功。我觉得父亲练功后精神比原来好多了，说明练功很灵验，有效果。于是我和哥哥郭刚、弟弟郭强答应和父亲一起练功。 每天早上天刚亮，父亲就准时起床叫醒我们三兄弟，一起学练“法轮功”动作。父亲是个很认真的人，经常对我们的练功动作进行纠正，直到他认为动作标准为止。每天晚上要求我们集体打坐练功，诵读《转法轮》，交流练功心得体会。不知不觉的，我们父子四人对“法轮功”更加痴迷了，哥哥和弟弟庄稼也顾不上种了，我把乡镇府的工作也辞掉了，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练“法轮功”。

　　1999年的7月22日，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将其定为邪教组织，我们父子四人百思不得其解，认为“法轮功”教人“真、善、忍”怎么成了邪教了？心里很抵触，暗自为“师父”鸣冤。我和父亲把练功的书籍、磁带、李洪志画像等藏起来，偷偷在家里坚持每天练功，将“师父”的画像挂在家里象神灵一样供奉，有时还把“法轮功”传单、标语张贴在墙上，向过路行人讲“真相”，去“救度世人”。 

　　父亲由于坚信练功能治病，没有及时就医，病情渐渐加重，出现了食欲下降、疲乏无力、身体日渐消瘦。母亲和妹妹叫我们三弟兄把父亲送到县医院检查医治，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去医院，到医院治病是‘常人’的事，去医院看病就会把我身体里的‘业力’压回去，以前多年练功，就会前功尽弃…”我觉得父亲说得有理，练功人要听从‘师父’的教规，我们三弟兄都不同意送父亲就医看病。从此我们练功更加勤奋，每天都要多次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希望我们父子四人虔诚修炼能感动“师傅”，期盼“师父”用法身为父亲“清理身体，祛除病魔。 母亲见我们都不愿意送父亲看病，后来她再也没有叫我们送父亲就医了。因此，父亲的病就一直拖下去。

　　1999年冬，父亲出现了黄疸、腹水、呕血、昏迷等症状，上腹部可摸到巨大的肿块，总想喝水，只见他疼得在床上翻滚，虚汗直冒，即便是痛成这样，父亲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法轮功”，病情稍有好转，他又坚持打坐练功，诵念“师父”的经文，无比虔诚。这个时候，好心的邻居劝我们赶快送父亲上医院，说这个症状可能是肝癌，而我们三兄弟当时根本听不进邻居的好言相劝，坚决听从父亲安排，拒医拒药。因为“师父”说过“修练法轮功必须要承受痛苦”、只要忍受住病痛的折磨，才会上层次，疼痛就是在消业。”当时我还偷偷的想，父亲身上长的肿块恐怕就是“师父”说的“转法轮”吧！母亲看到我们父子如此痴迷，不可能送父亲去医院了，只好把消炎止痛药弄成粉放在父亲的饭里，父亲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把药吃下去了，以此缓解父亲的痛苦。

　　2000年3月14日凌晨，父亲没有像以往那样叫醒我们起来练功，我们感觉奇怪，走进父亲寝室一看，父亲已不知什么时候死在床上了。父亲的死状很吓人，嘴和床上都是血，眼睛睁得大大的，表情很痛苦的样子，怀里还紧紧抱着那本《转法轮》书。我们三兄弟当时不仅不悲伤，还很荒唐地说：“父亲终于上了层次，修成正果，得道成佛了”。 

　　父亲去世后，我和哥哥郭刚、弟弟郭强继续真心修炼“法轮功”，希望修练“圆满”，与“天堂”的父亲团聚。可是，不管我们怎样诚心修炼“法轮功”，并没有看到“师父”“法身”再现，也没看到“师父”发正念救我父亲，眼睁睁地看到父亲痴迷练功，拒医死亡。于是，我们逐渐对“法轮功”产生了怀疑？经过亲朋好友，社区志愿者苦口婆心讲解“法轮功”的危害，给我家无微不至地关怀，终于解开了我们心中的“症结”，使我们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恶本质。回想过去的练功经历，使我深感内疚，对不起死去的父亲和家人。然而也极为痛恨“法轮功”把我敬重的父亲害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