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英国《卫报》网站（Theguardian.com）2025年10月23日刊文称，目前澳大利亚陷入邪教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受控于高操纵性的有害组织且难以自拔。

▲据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一项调查显示：邪教受害者普遍遭受身心伤害、财务控制与监视。原文配图

拉斐尔·阿隆（Raphael Aron）首次接到邪教幸存者求助电话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他是危机干预热线心理学实习师。他说，那时还是邪教的“旧时代”，“查尔斯·曼森”(译注:Charles Manson，美国邪教“曼森家族”头目）、“琼斯镇”（译注：Jonestown，美国邪教“人民圣殿教”总部）和“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绑架案”占据着新闻头条。而在澳大利亚本土，“上帝之子”（Children of God）邪教组织和由安妮·汉密尔顿-拜恩（Anne Hamilton-Byrne）创建的邪教组织“家庭”（The Family），也在社会上恶名昭彰。

但阿隆指出，当前澳大利亚的邪教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峻”。近日他在维多利亚州议会调查中作证时表示,一些邪教团体已引发多起“悲剧性事件”，其中包括2022年昆士兰州年仅8岁女童伊丽莎白·斯特鲁斯（Elizabeth Struhs）被害身亡案。伊丽莎白患有糖尿病，但因其家人所属的名为“圣徒会”（Saints）的保守基督小派拒绝为她注射胰岛素,最终导致病情加重,不幸身亡。2025年1月，“圣徒会”14名成员——包括伊丽莎白的父母、兄长及教会头目——均因过失杀人被定罪。

▲年仅8岁的伊丽莎白·斯特鲁斯因“圣徒会”拒绝为她注射维持生命的胰岛素而死亡。图片来源：BBC

阿隆指出，随着情况日益严峻，是时候对此类组织采取行动了。持此担忧者远非阿隆一人。在近日为期两天的维多利亚州邪教调查听证会上，幸存者与专家们共同揭示了维多利亚州境内“高压控制”（High-Control Groups）组织在当地活动的惊心内幕。该调查旨在彻查邪教及有组织边缘群体的招募手段与社会影响。

州议员兼调查委员会主席埃拉·乔治（Ella George）表示，对许多人来说，此次调查是揭露“高压控制”组织受害经历的首个契机——无论是反思自身遭遇，还是代亲友发声。

调查委员会强调，这次调查对象并非教派团体或其信仰体系本身，而是聚焦于这些“高压控制”组织吸纳及控制成员的手段，以及其胁迫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截至目前，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尚不明确。

心理伤害

阿隆是澳大利亚邪教咨询中心（Cult Consulting Australia）主任，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帮助邪教幸存者及其家人。他向调查委员会透露，其机构接到关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团体”的求助电话明显增多。同时，他也对多层次传销组织及“个人型邪教”表示担忧，“个人型邪教”指那些在帮助他人的幌子下，对他人实施有害控制的心理治疗师、疗愈师和灵媒。

阿隆指出，现代邪教和过去的邪教关键不同点在于，现代邪教更善于伪装，“它们（现代邪教）看起来不那么像邪教了。”

“邪教信息与家庭支持”机构（Cult Information and Family Support，CIFS）负责人托尔·克莱维耶（Tore Klevjer）也持相同看法。他告诉调查人员：“从琼斯镇事件和大型邪教时期到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某些邪教组织通过渗透社会进行运作，演变成让我们认为它们只是有组织的宗教而已，甚至逐渐被公众接受，这一点就很危险。现代邪教存在规模小型化和行为隐蔽化的趋势。”

1996年，在克莱维耶脱离“上帝之子”邪教组织10年后，他组建了“邪教信息与家庭支持”机构，该机构现在每年能收到数百起求助。他说，随着世界日益复杂，人们开始转向邪教组织寻求精神寄托，“邪教能为复杂问题提供简单答案”。

该调查委员会注意到，新冠疫情给人们带来的恐惧、不确定性与社交隔离是邪教组织能够存活和激增的一场“完美风暴”。

阿隆说，“邪教为那些对未来感到迷茫的人们创造了‘避难所’。在疫情造成的恐慌笼罩下，预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邪教组织，突然之间有了市场”。

一项由调查委员会对300多名邪教幸存者开展的调查问卷显示，大多数幸存者（63.4%）是因为家庭关系而陷入邪教，其他人则是在学校、火车站、教堂礼拜、瑜伽课堂和静修活动中被吸纳进邪教组织。其中一份问卷写道,没人（主动）加入邪教，你要么是被诱骗招募，要么是加入了一个后来才显现本质的“社团”。

问卷显示，95%的受访者都遭受过心理伤害，52.4%的受访者受到了身体伤害，一半以上受访者受到监视、经济控制或被剥夺受教育或医疗救治的权利，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经历过暴力或性侵。

“人们被迫学着去监管自己的每个想法”

“新天地教会”（Shincheonji Church）是人们反复提及的邪教组织。

阿隆在调查中表示：“‘新天地教会’是迄今为止收到相关诉求最多的教会。”该教会起源于韩国，在澳大利亚多个城市都有分布，在大学校园也常见其踪影。阿隆称，大学校园是“招募教徒的沃土”，该邪教组织曾利用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RMIT）场地营造“合法氛围”。

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的发言人向《卫报》澳大利亚版表示，校方“会就校园周边未经许可的招募活动对学生进行劝导和警示”，并全年为学生提供支持服务。

克莱维耶称“新天地教会”是当今邪教组织的一个“另类”。该教派公开且激进地在“澳大利亚每个主要城市的各个大学”招募学生入教。“他们针对脆弱的年轻大学生，特别是来自海外，在此求学的国际学生。”他和阿隆都呼吁维多利亚州政府和高校提高警惕并加强支持服务，尤其是对国际学生。

此次调查还听取了主流教派幸存者令人震惊的陈述。近日艾丽莎·赫尔德（Elise Heerde）作证称，她被“新颂教会”（Hillsong）（译注：总部位于澳大利亚悉尼市，号称是一个国际性基督教教会组织，成立于1983年。它以青年导向的礼拜风格著称，强调社区服务和现代信仰实践）的一名高层性侵。她称福音派和五旬节派教会充斥着财产、情绪和性剥削高压控制环境。艾丽莎说：“根据不同幸存者团体统计数据，仅是‘新颂教会’就有将近300名受害者。若放眼维多利亚州乃至整个澳大利亚来看，福音派和五旬节派教会的受害者或达数千人。”

邪教还是宗教？关键的难题

幸存者敦促调查委员会建议立法，“高压控制”组织的胁迫行为定为犯罪，但专家们对此如何具体实施意见不一。关键在于：法律如何区分邪教和合法宗教团体？

曾于20世纪80年代参与调查“家庭”邪教组织的前探员莱克斯·德·曼（Lex de Man）直言不讳：“请告诉我宗教的定义，再告诉我邪教的定义，有人会说说它们界限十分模糊。”

“信仰自由”（Freedom for Faith）组织的理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的牧师卡乔·艾考米阿（Kojo Akomeah）表示，他担忧（那些教派所要求的）志愿者服务或“什一税”（将个人收入的部分捐献给教派）等做法，可能在新法规中受到意外波及，被认定为非法。但他承认，若这些行为是被强迫的，则“可能构成问题”。。

克莱维耶呼吁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模式”，要求各组织公布信仰声明以及对成员的期待。而成员则应该受到保护，免遭欺诈行为的侵害。

该调查将继续举行公开听证会，并于2026年9月向议会提交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