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1月10日，英国《卫报》刊文，邪教“上帝之子”前成员派利·布尔沃（Perry Bulwer）回顾了自己在一首歌的帮助下最终脱离该邪教的经历。文章指出，派利·布尔沃自16岁加入邪教“上帝之子”，在该组织生活近20年，其间遭受教会对个人生活的全面控制、歪理邪说反复变化且自相矛盾、对性关系的强制干预，以及该组织头目大卫·伯格愈发极端的指令，这些因素逐渐动摇了他的信仰。尤其是在“世界末日”邪说落空、大卫·伯格持续以书面“预言”推卸责任后，派利·布尔沃内心的怀疑不断累积。在长期精神挣扎和自我反思的背景下，R.E.M.乐队的歌曲《失去我的信仰》成为促使其正视自身处境、下定决心离开邪教的关键“扳机”。最终，他于1991年脱离该邪教组织，重返社会，并投身于邪教受害者的维权工作。

我加入邪教“上帝之子”（Children of God）近20年，随着时间推移，我对该组织的控制行为越发失望，并对其内部的性行为愈发担忧。后来，我听到了美国摇滚乐队R.E.M.的主唱兼词曲作者迈克尔·斯泰普（Michael Stipe）创作的歌曲，最终决定踏上通往自由的道路。

16岁时，我在家乡加拿大受一对嬉皮士夫妇鼓动加入该组织。他们说服我离家出走，加入了该组织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分支。我那时是一个孤独的十几岁少年，像脱水的鱼一样迫切地寻找人生意义。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在小镇上的锯木厂工作，一想到这也是我的宿命，我便感到不寒而栗。当第一次走进所谓的教区的时候，我刚说了一句“你好”，就迎来了所有人的拥抱，这种被接纳、被需要的感觉，令人沉醉。

当时，我和另外200人一同生活在邪教“上帝之子”所谓的教区里。在那里，我所做的每件事，从每晚睡在哪里到和谁睡觉，都由所谓的教区负责人决定。该组织鼓励我写日记，每天晚上交给负责人审阅，这样他们就能梳理出不正常的迹象。我只能听邪教许可的音乐，也只能看大团圆结局的电影，因为这些电影都是该教头目大卫·伯格（David Berg）认同的。

慢慢地，我的信仰有所动摇。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大卫·伯格关于1993年世界末日的预言是错误的，那些预示着“基督二次降临”的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而大卫·伯格本人一直隐居，只通过书面“预言”与成员沟通。他所做的，不过是持续抛出越来越站不住脚的借口和理由。

我对邪教“上帝之子”高层试图控制我生活隐私的方式也愈发抗拒。加入之初，该组织在性方面非常保守，如果想和另一名成员约会，必须得到高层同意。但随着时间推移，大卫·伯格开始鼓吹性自由，指示成员们互换伴侣。我在20世纪80年代和该组织的一名女子结婚，然而因为抗拒伴侣互换，我遭到了惩罚，被迫与妻子分离，并被迫独自搬到另一个教区。

邪教“上帝之子”还有更黑暗的一面，我曾亲眼见过大卫·伯格发布书面指令，允许成年邪教成员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这条指令带来的震惊感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这些经历导致我当时陷入严重的精神错乱。直到1991年，我听到摇滚乐队R.E.M.的《失去我的信仰》（Losing My Religion）歌曲，受其鼓舞才决心脱离邪教（编者注：邪教“上帝之子”的成员可以使用随身听，该组织会通过磁带发布其所谓的教会音乐，但严禁成员听世俗音乐），由于我不再愿意盲目听从该组织的指令，我开始偷偷收听其他音乐，我清晰记得第一次听到《失去我的信仰》时，仿佛全身的血液瞬间凝固，我僵在原地，动弹不得。

这首歌的歌词“这就是我身处聚光灯下，失去我的信仰”深深震撼了我。第一次，我能够用语言表达出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而另一句歌词“每个清醒时分的低语，我在选择性忏悔”，让我想起“上帝之子”高层要求我们写日记并上交审阅的情景。多年来，我害怕记录真实的情感和疑惑，学会了“选择性忏悔”，这首歌精准地描绘了我长久以来的内心状态。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在随身听里听这首歌。起初，这首歌让我害怕。我当时已经36岁，高中辍学，身无分文，也无路可退，我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邪教，名下几乎没有任何财产。但每当这首歌在我耳边响起，我离开的决心就变得更加坚定。我花了5个月时间，在1991年秋天脱离了邪教“上帝之子”。随后，我搬回父母家，重新开始生活，并接受培训成为一名律师。但那些和邪教共处的岁月，始终在我心头挥之不去。此后的人生中，我一直致力于为那些曾遭受邪教“上帝之子”头目及其追随者虐待的儿童发声，并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利。

虽然几年前，我得知《失去我的信仰》这首歌并非写给一个失去宗教信仰的人，而是讲述一段得不到回应的暗恋，歌名源自美国南部的日常用语，意指发脾气、失去分寸，或陷入挫败与绝望。但就像这首歌一样，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解读，我将这首歌带入自己的现实生活，正是它，改变了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