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7月29日，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时代报》（Theage.com.au）报道，维多利亚州议会一份针对邪教和高控制团体的调查报告指出，现有法律难以充分保护受害群体，呼吁制定新法，将团体性胁迫行为纳入刑事定罪范畴。该报告依托数百份幸存者证言与社会公众提交的线索材料，揭露此类组织通过心理施压、社会隔离、财务控制、监视管控以及遏制独立思考等手段实施精神操控。调查报告重点关注儿童与青少年易受侵害的弱势处境，提议完善居家教育制度及宗教慈善机构监管机制。邪教幸存者相关组织评价，该调查报告是澳大利亚保护邪教受害者工作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反邪教网编译如下：

▲吉朗复兴中心。图源：澳大利亚《时代报》

一项针对有害招募及精神控制手段的重要调查发现，维多利亚州亟需新的法律依据，以将胁迫型邪教和边缘团体的相关行为定性为犯罪。

维多利亚州议会关于邪教和“有组织边缘团体”的调查报告于7月29日提交。报告呼吁州政府探索研究制定新法，推动将团体性胁迫行为纳入刑事定罪范畴，防止胁迫者以受害者“自愿加入”作为抗辩事由。

报告同时警示，现行儿童保护和安全相关法律无法规制胁迫型团体的各类行为，建议对现行居家教育制度进行评估，同时推动联邦政府对宗教组织慈善相关法律作出修订。

这份名为《越界：高控制团体中的胁迫与伤害》（Crossing the Line: Coercion and Harm in High-Control Groups）的报告，梳理汇总了291份书面提交材料，以及317名受访者的匿名问卷反馈，其中包括邪教组织幸存者。

该调查于2025年4月启动，背景是播客节目《我们深藏的秘密：更加虔诚地祈祷》（Secrets We Keep: Pray Harder）的播出，以及《时代报》披露有关“吉朗复兴中心”（Geelong Revival Centre）虐待和胁迫的指控。

工党议员、调查委员会主席艾拉·乔治（Ella George）表示，对于许多提供证词的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经历被倾听和被认可。她说，寻求认可、防止他人遭受类似伤害，是许多人参与调查的共同动力。

报告指出，团体性胁迫行为通常依靠逐步实施、高度针对个人特点设计的方法，包括：心理压力、社会隔离、财务控制、监控成员行为、操纵个人身份认同以及遏制（个人）独立思考等。

报告认为，此类组织的吸纳过程具有“系统性和精心算计的特点”，往往借助熟人信任网络实施招募。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招募并不仅限于传统认知中的“边缘群体”，报告发现高控制团体也可能存在于职场、大学、社交圈以及日益增多的网络空间。

调查还发现，帮助受害人员脱离此类组织的支持体系不足，而幸存者通常需要经历长期恢复过程，却经常遭到误解。

报告呼吁在2029年2月前出台新法案，并要求维多利亚州法律改革委员会（Victor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研究立法方案，推动将团体性胁迫行为定性为犯罪。

拟议法律针对的是一种控制程度“足够全面或普遍，以至于压制个人脱离该团体独立生活、思考或行动能力”的行为。

该法律将针对行为而非针对该团体的信仰体系，关注持续性的行为模式，并明确规定如果所谓“同意”或“服从”是在胁迫行为影响下产生的，则不能作为施害者的免责理由。

▲澳大利亚墨尔本心理学家阿霍娜·古哈曾在17岁至23岁期间加入某邪教组织，目前从事帮助邪教幸存者的心理工作。图源：澳大利亚《时代报》

澳大利亚墨尔本心理学家阿霍娜·古哈（Ahona Guha），17至23岁期间曾深陷某邪教组织。她向调查委员会提交证词，对调查报告中的立法建议表示认可。她表示，针对团体类胁迫行为进行立法“既恰当，又富有力量”。

“身处邪教的经历实在令人恐惧。当时我遭受层层胁迫，却无法对此作出界定，因为我既缺少相关认知理论，也没有对应的知识去描述这种遭遇。”

“如果相关法律能够实施，将大大减少类似行为。”

对于出生于胁迫型高控制团体中的儿童，报告指出，他们的整个世界都在该组织内部形成，而他们尚未具备质疑这些环境的能力。

报告认为，在胁迫型高控制团体中，儿童和青少年是维多利亚州最脆弱，也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群体之一。但目前尚无法准确衡量这种伤害的规模和性质。

报告指出，这类团体经常规避强制报告义务，原因可能在于现行儿童保护和福利安全法律存在不足。

报告指出：“在存在强制报告义务的情况下，使报告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条件——例如接触可信成年人、接触法定报告人员，以及识别和描述伤害的能力——在胁迫型高控制团体环境中往往缺失。”

报告还强调指出，政府必须为年轻人获得外部联系和举报渠道创造机会，包括重新审查居家教育制度，使学生能够更多接触实体学校环境。

报告还提出，应进一步考虑是否需要修改法律，赋予负责儿童安全监管的社会服务监管署权力，在某团体未自行调查相关指控时，要求其开展调查。

幸存者组织对报告的发布表示欢迎，并称其为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刻”。

“胁迫型邪教和高控制团体幸存者组织”（Survivors of Coercive Cults and High-Control Groups）表示，这是官方首次承认，现有制度无法精准识别、有效应对这些团体内部发生的虐待行为。

“澳大利亚反宗教胁迫组织”（Stop Religious Coercion Australia）代表瑞安·凯里（Ryan Carey）和凯瑟琳·凯里（Catherine Carey）在一份声明中，呼吁政府全面落实报告建议。

“邪教信息与家庭支持协会”（Cult Information and Family Support）会长蕾妮·斯宾塞（Renee Spencer）希望该报告能够产生全国性影响。

“这为保护全体澳大利亚人打开了一扇门。”她表示，“30年来，我们持续为受到高控制团体侵害的家庭与幸存者发声、反映诉求，这是（官方）第一次对我们的呼吁作出如此全面的回应。”

“宗教创伤与邪教组织”（Religious Trauma and Cults）联合负责人萨姆·塞勒斯（Sam Sellers）和埃莉斯·赫尔德（Elise Heerde）表示，该报告反映了长期以来脱离胁迫型高控制团体的幸存者所描述的问题。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报告建议在心理健康领域推行由幸存者主导的专业培训。”二人表示，“幸存者在开启康复之路前，本不该还要承担向治疗师普及相关知识的重担。”

编辑：柳青

审核：谭荡

签发：徐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