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5月13日，新西兰前“法轮功”学员贾亚·曼加拉姆·吉布森（Jaya Mangalam Gibson）在境外自媒体平台Medium.com发文，讲述其自幼年起接触各类膜拜团体，成年加入“法轮功”并成为《大纪元时报》管理层，最终脱离该邪教组织的经历。作者回顾了父亲因信奉“法轮功”拒绝医疗干预而病逝带来的冲击，以及自己在该组织内部经历的信仰转变、媒体运作、精神压迫和心理挣扎，并对“法轮功”的歪理邪说、管理方式、媒体体系和脱离“法轮功”后的心理修复与人生重建过程进行了剖析。中国反邪教网现将文章编译如下：

▲贾亚·曼加拉姆·吉布森的父亲罗伯特·吉布森躺在“法轮功”邪教头目李洪志画像旁。2008年9月20日摄于英国伦敦圣玛丽临终关怀医院。原文配图

父亲之死：一场信仰包裹的缓慢自杀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父亲罗伯特·乔治·吉布森（Robert George Gibson）在英国伦敦贝斯纳尔格林与哈克尼交界处的圣玛丽临终关怀医院红砖院区去世的那一天。当时我已经不再相信“法轮功”，并决意离开。以邪教研究领域的术语讲，我属于“身在曹营心在汉”——人还在，心已远。

眼睁睁看着父亲因笃信“法轮功”断然拒绝任何医疗干预，最终在胰腺癌折磨中缓慢死去，这是我四十余年人生中经历的最痛苦的时刻。他看起来不像一位殉道者，更像热播美剧《辛普森一家》里瘦骨嶙峋、被病痛掏空的霍默·辛普森。他的皮肤因黄疸而蜡黄、布满皱纹，松松垮垮地覆在嶙峋的骨架上，腹部却异常鼓胀，仿佛随时会裂开。那一幕至今仍刻在我的脑海里，令人不忍直视。我天性乐于亲近他人，但那时甚至没有勇气触碰他一下。我心中翻涌着厌恶、愤怒，以及沉重得令人窒息的悲伤——这就是他对李洪志——那个所谓的“宇宙主佛”——的忠诚所换来的回报：在痛苦中死去，却仍坚信自己腐烂的器官正在被“净化”。

父亲并不认为自己在慢性自杀，他把这看作自己最后一次考验，一场必须通关的“天国试炼”，唯有如此才能“圆满”，才能进入更高的“层次”。我只想冲他大喊：这一切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你本不必承受这些，也本不必让所有人跟着你承受这样的痛苦。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最不忍心做的，就是亲手击碎他的信仰。若真如此，只会加重他的痛苦，无法为他带去半分解脱——这种残忍，比邪教本身更甚。

舍伯恩庄园：浸润邪教的童年

其实，从一开始，我对“法轮功”这种修炼方式的怀疑就在不断加深。脑海里每冒出一个疑问，就像往背包里塞进一块石头，时间越久，背包越沉。最终，这些疑问压得我寸步难行。我曾如此渴望所谓的精神“圆满”，以至于对一切警示信号视而不见，直到父亲临终的惨状迫使我直视死亡本身。

那是最后，也是最深的一刀，彻底斩断了我仅存的信仰。英国“法轮功”习练者的反应，则是冷冰冰的、近乎病态的漠然。他们断言，这一切都是父亲的“业力”，说他不是一个“好的修炼人”。我甚至因流露悲伤而受到斥责——按照他们的逻辑，一个真正的修炼者应如顽石，不悲不喜。就在他们把悲伤视作精神上的失败时，我终于得到了那个唯一清晰的指引：离开。疑问无处求解，预言无一应验。我最终走出那个令人窒息、以谎言编织的幻象，时隔多年，第一次重新触碰到了属于自己的情绪。

我出生于1975年，当时父母住在膜拜团体“第四道”（Fourth Way）的公社里，地点位于英国英格兰格洛斯特郡舍伯恩庄园，那是一座二级保护建筑，风格颇似英剧《唐顿庄园》中的贵族宅邸。20世纪初，亚美尼亚哲学家乔治·伊万诺维奇·古尔杰耶夫（G. I. Gurdjieff）以他的思想为基础，建立了这一组织，后来他的学生、英国学者兼作家约翰·戈多尔芬·贝内特（John Godolphin Bennett）以“国际持续教育学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ontinuous Education，IACE）的名义建立了这一社区。这里的成员大多同我的父母一样，属于家境优渥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他们向往反主流生活方式，试图追寻一种比彼时传统宗教更为深邃的精神体验。由于继承了遗产，我母亲从未正常上过班，而我父亲则参加了第一届“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编者注：Glastonbury Festival，全称“格拉斯顿伯里当代表演艺术节”，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露天音乐表演艺术节之一，每年夏季在英国西南部举行）之后辞去教师工作，从此再也没有替别人打过工。

▲约翰·戈多尔芬·贝内特与学生们合影，1972年左右摄于舍伯恩庄园。图源：Medium.com

▲舍伯恩庄园，位于科茨沃尔德，“国际持续教育学院”所在地。图源：Medium.com

美国之行与家庭疏离

1974年贝内特去世后，这个组织于次年迁往美国，在西弗吉尼亚州建立了名为“克莱蒙特协会”（The Claymont Society）的社区，至今仍然存在。同年，我的父母与一些不愿迁往美国的成员一起，在苏格兰高地偏远地区购买了一座农场。我们居住在一个由数座相邻农场组成的小社区，这些农场都属于“国际持续教育学院”成员所有。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十年，后来他们卖掉农场，追随该膜拜组织迁往美国。

▲位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克莱蒙特协会”的克莱蒙特庄园（Claymont Mansion），此处既是居住地，也是修炼场所。图源：Medium.com

就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郊外、距离哈珀斯费里不远的地方，我被托付给一户陌生人家独自照料，进入“克莱蒙特协会”开办的学校读书。那家人对我还算不错，可我始终觉得自己被父母抛弃了，完全被排除在外，始终不明白这一切为何发生。这样一来，我的父母得以四处寻访各类教派组织，其中就包括“奥修”组织（编者注：Osho，由印度人薄伽凡·史利·拉杰尼希创立的一个极具争议的教派，其行为和运作模式在多国被认定为邪教）。他们在该教派认识了一些友人，这些人曾因在汽车后备厢藏匿武器遭到逮捕。他们还参加了一些反主流文化组织举办的课程，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大苏尔颇具争议的“埃萨伦研究所”（Esalen Institute），以及位于弗吉尼亚州、专门研究意识拓展的“罗伯特·门罗研究所”（The Robert Monroe Institute）。

几年后，我的父母认为他们并没有走在通往“圆满”（觉悟）的正确道路上。由于对这个膜拜组织所宣扬的使命迟迟没有取得进展感到失望，他们渐渐失去了兴趣。即使有人希望父亲成为新的领导者，他也毫无兴趣留下来。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抗拒任何可能腐蚀自我意识的东西。那时我12岁，父母希望我能够进入普通小学读书，这样将来升入中学时能够有朋友。于是，我们搬回了苏格兰。

▲本文作者贾亚·吉布森的父亲罗伯特·吉布森和母亲佩内洛普·吉布森（Penelope Gibson）在苏格兰托莫克罗彻农场从事园艺劳动。原文配图

▲1977年，苏格兰托莫克罗彻。贾亚·吉布森（本文作者童年时期）站在舞蹈圆圈的中央。原文配图

印度岁月：迷途与转折

我的父母自称是“真理的追寻者”。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形而上学、哲学、量子力学以及灵魂出窍的书籍，是名副其实的求索之人。正因如此，我从小便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精神层面的问题可以公开讨论，对一切新鲜事物保持开放的态度，是生活的常态。我敬佩我的父母，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也相信他们是善良的人——事实确是如此，只是多少有些天真。后来，我也成了一位“真理追寻者”。

离开苏格兰“第四道”之后，我开始培养自己的兴趣。少年时期，我曾经尝试接触基督教，但很快便对那种言行不一的虚伪感到震惊。这种幻灭感，在此后的人生中反复出现。

17岁那年，我在法夫郡库珀的贝尔·巴克斯特高中（Bell Baxter High）就读，结交了一群不良少年，开始吸食海洛因。就在那一年，学校有三位同学因吸毒身亡。父母担心我走上不归路，便将我送往印度，与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瓦多达拉的哥哥同住。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独自旅行，到处惹是生非。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所愿意接收我的传统拉贾斯坦艺术学校，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乌代浦安顿下来。此后近一年，我学习拉贾斯坦细密画（编者注：Rajasthani miniature painting，印度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绘画之一，以精细工笔、小幅构图为特征，多用特细毛笔绘于纸张、棕榈叶或象牙之上，题材涵盖宗教神话、宫廷生活与人物故事）。回到英国之后，我决定前往伦敦，进入艺术学院深造。

伦敦弯路：误入邪教陷阱的前奏

在英国伦敦，我的个人精神探索真正进入实践阶段。就读艺术学院期间，我偶然接触到一个名为“西方佛教团之友”（Friends of the Western Buddhist Order，FWBO）的膜拜组织。大约五年前，我哥哥曾加入该组织。这是一个极具隐蔽性的膜拜组织，且仅接收男性成员。该组织宣扬，同性恋是一种比异性恋更高层次的精神性行为，因为其中不存在对家庭的依恋。听到这种说法时，我内心难以认同。我认识许多同性恋男性，他们拥有真正有意义的亲密关系，而这种关系同样需要彼此依恋和情感投入。归根结底，这种观点对我而言既经不起推敲，也十分古怪。总之，这并不适合我。

1999年12月，我在英国伦敦托特纳姆宫路被一名“科学教派”（Scientology，也称“山达基教”）成员拦住，受邀做一份人格测试。我性格中好胜的一面占了上风，于是，我一步步落入了这个组织的圈套，并在那里待了六个月，还邀请父亲一同加入。父亲勉强做了那份人格测试，对结果很不满意，断言整件事都是无稽之谈。当时我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正确道路”，也希望借此让父亲刮目相看，因此他的否定让我极为失望。我一直十分重视他的意见，既然他否定了它，我也就跟着放弃了。后来，那些“科学教派”成员几乎每周来电纠缠，催促我去接受更多所谓的“听析”（audits）测试。我最终之所以能够摆脱他们，仅仅是因为我与女友分手，于次年移居新西兰。

“石头人”的松动

在新西兰生活了一年后，我依然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归宿与使命。后来，我返回英国伦敦探望亲友，却发现父亲已经戒掉了烟酒——这是我从未想到他会主动放弃的两样东西——因为他开始修炼一种名为“法轮功”的新功法。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多年来，我和兄弟姐妹一直劝他戒烟。我们还私下称父亲为“石头人”，因为他性情固执、极难动摇。总之，我自然而然地对此功法产生了兴趣，也加入了他们的组织。

起初，我关注的是“法轮功”宣称的健康功效。一群人在公园里免费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和冥想，这样的想法对我颇具吸引力。最初，“法轮功”看起来十分温和：没有神父，没有等级制度，没有寺庙，没有制服，也没有我素来厌烦的说教和教条。1998年我真正开始“修炼”时，我以为“法轮功”只是一种平静的气功锻炼方式，并未夹杂任何关于人权或政治的议题。它看起来简单纯粹，且因为没有许多宗教和修炼体系背负的那些历史包袱而显得格外有吸引力。此外，它还宣称是一种古老的修炼方法，由“师父”代代口传心授，而这一次是首次“得以”向公众公开传授。

陷入歧途的起点

我开始阅读“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书中那些大胆的论断以及关于来世拥有属于自己天堂的承诺，令我印象深刻。父亲找到了这条道路，而我，也被深深吸引了。彼时，我的自尊心极低，内心深处充满自我否定。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值得被任何人爱。离家以来，我始终难以融入社会，长期遭受严重抑郁和持续性的自杀念头困扰，并伴有躁狂发作——这些症状被诊断为Ⅱ型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Type II）。我希望“法轮功”能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至于所谓的“圆满”（觉悟），那时候对我来说还遥不可及，我甚至从未认真考虑过。

当时，在伦敦修炼“法轮功”的西方人屈指可数。我们定期聚集在彼得·乔哈尔（Peter Jauhal）位于伦敦西区的公寓里，共同阅读《转法轮》，交流各自的理解，并讨论如何将其中的教导应用于现实生活中。彼得实际上成了英国“法轮功”事务的协调人，虽然他本人并不情愿——是他和妻子杰丝（Jess）在一次欧洲旅行中把“法轮功”带回英国的。之所以说他“不情愿”，是因为他无意担任任何形式的领导角色，只是觉得自己有义务承担这项所谓的责任。最初，彼得和杰丝接触“法轮功”，是因为杰丝患有慢性疾病，正四处寻求替代疗法。那种疾病与后来我被诊断出的纤维肌痛综合征（Fibromyalgia）十分相近。

阳光下的阴影：从希望到幻灭的开端

一切原本都十分美好。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仿佛迎来了新的曙光，心想：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事情会越来越好，父亲和我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然而，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全都变了。

1999年4月25日，约一万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南海周围。该事件被李洪志及其组织描述为一次“自发、和平的请愿”，但事实证明，这并非自发行为。

▲本文作者与其父亲静坐抗议，2000年9月30日下午4时摄于英国伦敦市波特兰广场66号。原文配图

虽然进入艺术学院以后，我一直积极支持各种所谓“人权事业”，但发生在中国的事件更能让我感同身受。当时，父亲和我都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你可以称其为“救世主情结”，也可以用其他任何词来形容。但当时我们唯一知道的是，那些看起来善良的人正遭受所谓的酷刑，而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于是，我和父亲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在中国驻外使领馆外举行抗议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地点是伦敦波特兰广场66号——皇家英国建筑师学会外，靠近韦茅斯街的拐角处，时间是2000年9月30日星期六下午4点。当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16摄氏度的气温对于一年中的这个时节来说相当温暖。我们决定在傍晚交通高峰时段“炼功”、打坐，希望能够产生最大的影响。我们小心翼翼地坐到冰冷的约克石铺就的人行道上，强忍疼痛，努力摆出双盘腿姿势——这简直是一种折磨。波特兰广场有一种奇特的小气候，韦茅斯街正好与西南偏西风向一致，每到这个季节，大西洋吹来的冷空气都会穿过这里，而我们就盘腿坐在冰冷刺骨的石板路面上，这和“第四道”修炼所强调的“有意受难”（intentional suffering）十分相似。而当时，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按照我们的理解，遭受折磨意味着承受痛苦，承受痛苦意味着消除“业力”，消除“业力”意味着获得“德”，获得的“德”越多，将来“圆满”、进入天堂的机会就越大。因此，尽管石板冰冷刺骨，我们依然甘愿接受这种自我惩罚。除此之外，那时的我们还认为自己是在做一名好公民，在维护“人权”，做好事同样能够获得“德”。既然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不久之后，一切又发生了变化。“法轮功”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那些我原本最厌恶的邪教特征，也开始一点一滴地渗透进来。群体思维开始占据主导，越来越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不断出现，而我却因为过于关注所谓的“人权问题”，有意忽视了这些怪异的行为。我迫切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也希望改善糟糕的身体状况，因此尽管如此，我仍继续坚持。

《大纪元时报》的萌芽：伦敦与纽约之间

2000年，我短暂居住在伦敦。有几位中国“法轮功”学员找到我，他们听说我是平面设计师。当时，他们迫切希望推出《大纪元时报》中文版第一份报纸，但完全不会使用桌面排版软件。这项工作耗费心力。我替他们设计了版面模板，试图教他们如何使用软件，但他们的英语十分有限，而我又完全不会说中文，更读不了中文，整个过程就像一群盲人在互相带路。经过几次培训之后，他们终于能够独立完成排版，我也就离开了，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刚刚帮助建立起来的，竟会成为日后囚禁自己的牢笼。

2004年4月，我在日本出差。大卫·杰克（David Jerke）和贾里德·皮尔曼（Jared Pearman）联系我，他们那时正在纽约参加某“法轮功”会议，希望与我讨论创办英文纸质版《大纪元时报》，并邀请我担任市场总监。一时冲动下，我刷了自己的美国运通卡买了一张跨太平洋机票，从东京飞往美国纽约，只因被那个可能“改变世界”的项目所吸引。

我们一连三天挤在纽约市皇后区一间狭小的褐砂石公寓里，围绕品牌定位、广告和内容争论不休。从一开始，我就反对创办报纸。我指出，纸媒正在走向衰落，我们缺乏足够的资金，而且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才能实现盈亏平衡。我主张创办一本定位高端、专注中国议题的杂志，面向西方思想领袖，采用订阅制会显得更加专业，而不会像一份设计粗糙的宣传单。

李洪志则明确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这份报纸“必须是一份主流报纸”。不过，这一意见并不是他本人直接告诉我的，而是通过中间人传达的，因为他不会说英语。后来，大约在2008年前后，李洪志的目标再度升级——他宣称要让《大纪元时报》取代《纽约时报》，听闻此言，我震惊不已。我指出，仅《纽约时报》每年投入新闻采编工作的预算就高达7000万美元，而我们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我对“主流”一词非常反感，因为我们根本算不上什么主流媒体。

我们的立场分歧显而易见，由于我缺乏所谓的“正念”，一度遭到其他人的冷落。最后，我只能祝他们好运，然后飞回了新西兰。

回到新西兰后，我创立的时尚品牌“Gifted”实际上发展得不错。大卫和贾里德后来也追随我来到皇后镇，我们一起住在皇后镇山上的“Gifted之家”里。那一年过得十分愉快，直到后来一切急转直下：我们的簿记员因为吸食冰毒挪用公司资金；某位供应商在楼梯上摔断了脖子；我们的主要投资人又突发心脏病。最终，公司倒闭了，我的签证也到期了。我因此背负了巨额债务。

我就像电子游戏里失去一条命后重新出生的玩家一样，“重新”回到了伦敦，这让我感到无比羞愧。我重新回到老东家——基斯科特联合设计公司（KeeScott Associates）工作了六个月。那是一家二流创意公司，在业内艰难地活着，就像一个招人喜欢却总是醉醺醺的人。我为了偿还债务返回新西兰，低价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和全部家当。放弃一切反而带来一种奇怪的自由，我以为，那意味着一场新的冒险即将开始。然而，它最终却成为另一个陷阱。

编辑：柳青

审核：谭荡

签发：力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