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龚智敏，现年60岁，湖南省双牌县人,家住双牌县药材公司院内。我先后担任过乡党委副书记、县里的副局长。我育有一儿一女。可以说，我家庭幸福，前程美好。

　　我生性爱运动，尤其爱练气功。闲暇之时，应酬之际，平时与人闲聊也喜欢聊聊气功。周围同事、朋友都戏称我为“大师”，也有认识不认识的人请我用气功“治病”。1996年10月的一天，朋友吴向东向我介绍说，现在有种功法叫法轮功，不仅可以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简单易学，老少皆宜。我说：“有这么好的功？”朋友说:“很多地方都已经建立法轮功辅导站了呢”，当时我只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由于我是单位的副职，上有局长，下有办事员，我工作上比较清闲。生活上呢，我是家务事也不插手。人家休闲爱打牌、钓鱼、搞户外，我呢，就有气功这点爱好，平时除了几个同事朋友，也没有什么交际。后来，我看到我们县城的这功那功的组织，都是一些退休在家的领导干部在任负责人，都叫什么“站长”、“校长”……我慢慢动了心，很快参与了法轮功的练习，并去接触外地一些法轮功人员，渐渐与相邻县区法轮功骨干有了接触。在他们的指引下，我和我那个朋友张罗了起法轮功辅导站，我任站长，朋友任副站长。

　　自从担任法轮功辅导站站长，我工作也没有多少心思了，用在看法轮功书籍的时间多了。刚开始，我对李洪志说的那套“消业”“圆满”还不能接受，我抱着只“练功”不修炼的想法，继续“经营”法轮功辅导站。但法轮功书籍我还是要看的，不然怎么辅导别人呀！

　　为了便于大家联络和练功，我们在县二中设立了练功点。我们天天在那里练功，慢慢有些人过来咨询,有些人就直接过来参与了。通过读《转法轮》，我知道练法轮功有哪些“好处”，比如“消业”、“做好人”、“上层次”、“开天目”、“圆满”，遇到咨询的人，我就热情地把这些“好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都能参加练习法轮功。这样,我自己也慢慢真的相信了那些东西，越陷越深。

　　为了让自己提高“层次”，我花了3000多元购买了一批《转法论》、《精进要旨》等法轮功书籍，送给了部分功友，3000元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家里省吃俭用，拮据了半年。但自己的“付出”，慢慢也有了“回报”，法轮功辅导站发展成员达200多人，自己也觉得很值得。

　　随着组织规模扩大，也为了自己实现早日“圆满”，我时不时的到外地去交流练功心得。我们先后去了衡阳、长沙等地交流。而对家里办的手袋厂,也放松了管理,最后只好关闭。这个损失又岂只十个二十个3000元啊,当时心理想，这一切都是为了“同修”,都是为了“上层次”，都是值得的。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为此我们的练功点被迫解散。法轮功的取缔，我心里很难过，甚至气愤。一是因为我好不容易建立的辅导站说取缔就取缔了；二是法轮功被取缔，我面子上挂不住，总担心人家会以此取笑我。

　　2000年5月18日，永州市里一个“功友”打来电话，要我们一起到北京去讨个说法。我们相约了10来个人，来到了北京，找到国务院信访局，在那里喊“法轮大法好”等口号,要求政府给我们练功环境。最后被遣送回来。以前我在乡镇当领导时，分管过信访维稳工作，接访、息访、下访是我日常工作之一，对信访条例、集会法都比较了解。谁曾想，自己却从一个“息访”工作人员转变为“上访”人员。

　　2003年6月，“非典”暴发。双牌县邮电局有个功友老唐。老唐全家都是法轮功痴迷人员，他有个女儿嫁到福建。有一天他女儿写信回来诉苦，说丈夫生病了，担心是得了“非典”,认为世界未日到了，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我在他们眼里，还是“站长”，是“精进”分子，有大“能量”和“磁场”。老唐就找到我说了他女儿的事。平时我也自以为“得了功”已经“上了层次”，不可能说没办法。于是，我以老唐的名义写了封回信，要老唐女儿女婿不要怕，只要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相信“师父”的“法身”就会保护他们，我也会与“师父”一起“发正念”，推移灾难，不让疫情感染到“大法”弟子，也会阻止或推迟“世界末日”。没想到，老唐的女儿写回信，说丈夫看了信，不舒服的症状立马就感觉好多了，能起床干活了。我也为此兴奋不已。不久，老唐又来找我。原来，他女婿又得病了，问我怎么办？我们按照<转法轮>中理论对照分析,一致认为这是在“消业”,只要坚持习练法轮功,坚信“法轮大法好”,李老师的”法身”也会保护他的,病痛自然就会消失,恢复身体健康。结果由于相信了我的这些话,他女婿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花去了一大笔医药费才治好,本想“救人”,最后却成了”害人”。

　　就这样，我因为法轮功做出了这许多的荒唐事，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去年在反邪教自愿者的大力帮助下,自己才醒悟过来,今借《凯风网》一角，表露心迹，希望其他还在痴迷的同修尽早醒悟，不要再错下去。

【责任编辑：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