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振花，今年42岁，河南省舞阳县保和乡后刘村农民，从小我身体就虚弱，孩子出生后，我经常有腰痛、头晕等症状，花了不少的钱，很是苦恼。1998年8月，经朋友韩瑞平（韩瑞平娘家是我家邻居）介绍，我接触到了法轮功。她说，练功不花钱就可以治病，可神了。看我有兴趣，她就送我一本《转法轮》，还有一些光盘，让我跟她们练习法轮功。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每天早上按照书本及光盘中的动作要领坚持练功，可能是平时少有锻炼的原因，练了一段时间后感觉整个身体都舒服，精神也比以前要好，我觉得法轮功真是不错。
时间久了，我还了解到法轮功不仅能“消业”治病，还可以“做好人”、“得福报”、“修心性”、“上层次”，最后走向人生“圆满”。书中所描绘“真、善、忍”标准，与我的心目中的做人标准完全一致，我发自内心感到法轮功确实与众不同，真诚希望通过“法轮功”，能够“有缘得法”，找到了“真理”。于是我坚持每天抄背师父“经文”，与功友们交流练功心得，家务活、地里农活几乎一点不做。
1999年7月，亲戚朋友都劝我不要再练了，特别是父亲，更是坚决反对，曾经以断绝父女关系相威胁，丈夫也不支持。我内心很矛盾，如果放弃练功，一方面对不起“师父”，怕“师父”说的“报应”；另一方面还怕功友们说我对师父“心不诚”、“形神全灭”，会殃及我的家人。亲朋的劝告，我认为是“过关”，看我对大法态度是否“坚定”，能不能放下这个“情”。我还认为他们是“常人”，认识不到“佛法”的伟大，他们现在不理解，相信将来会理解的。国家不让公开练，我就在家练。
真正让我对法轮功发生动摇，是缘于一次“弘法”经历。2002年11月初，韩瑞平回娘家时，到我家闲谈，当她知道我还练着法轮功时，她说：“你做得很好，师父就需要你这样的忠诚弟子，我有一些传单，你帮我散散，你是大法弟子，你不散，师父不管你，你还得害病”。我说：“现在风声紧，要是叫人家（政府）逮住了咋办？”她说：“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我们走出去肯定会得到师父的法身保护的，不会出事。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就要勇敢地走出去，再说他们是常人，要是逮住你了，你就发正念，他们就不动啦，你就可以走了。”我记得师父讲过要想“圆满”，必须经过一次“毕业”考试，我是大法弟子，有义务、有责任去维护大法，向政府讲清“真相”，替师父分忧，只有这样才会有可能修成“正果”。
几天后，韩瑞平又来到我家，塞给我一个黑色布兜，我打开一看，里面除了法轮功的传单外，还有20条黄布、红字，印有“法轮功大法好”字样的横幅，每条都用小横杆穿着，长一米、宽约4寸，用一根细绳坠个小沙包。韩瑞平说这样容易扔并挂在树枝上。我问她，这些东西你是从哪弄的？她说：“不该打听的不要问，这是绝密”我也没有再问。临走时，韩瑞平拉住我的手说，这事一定要抓紧、要快、不能拖时间长了。我点头同意
2002年11月12日上午，我决定听从师父的教诲，以实际行动，为实现“圆满”梦想，搞一次“毕业考试”，我相信“师父”的“法身”会时刻保护着我们，何况我虔诚修练三年，功力应该也不小了，应该不会出事。上午11点左右，我先到文峰乡乌鸡陈村散发30多份法轮功传单，之后我向西来到邻村杨文进村南边的大路上，当时是中午，路人稀少。我在路边农户的门上贴了三张传单后，就敲开路边第四家农户，开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问我：“你找谁呀？”我说：“我不是找人哩，我给你些传单资料帮我宣传宣传。”她问我：“啥传单资料？”我说：“是法轮功的传单”。她立刻就说：“现在国家规定不让传播法轮功，你咋还传播呀！”我说：“我宣传的法轮功是传播真、善、忍，我得病好几年了，治不好，现在我信法轮功，不吃药病就好了，它是好功……”正说着从外面进来有二男一女人，其中一个满脸胡子的男人挥舞着手中的纸片对我说：“这传单是不是你贴的？”我心中有点发虚，赶紧否认。那个男子一把从我手中夺过我塑料袋，边看边说：“孩他婶，你赶紧给派出所打电话，这个妇女是法轮功分子。”我想走，那个男子死死拉住我的自行车，就这样一直僵持着。
我一边看着他们，一边在心里不停地祈祷：“师父”啊，你说你有无数的‘法身’随时随地都能保护我们，求你赶紧“显显灵”吧，让这些村民们赶快走开吧！可是，他们不但没走，反而从我的塑料袋中查出48份，还有“法轮大法好”标语条幅13条。我心里不停地祈祷：“师父啊，你说大法弟子到了月球上你的法身也能保护，我可是你的真修弟子啊！现在你的弟子们落难了，赶快救救我吧！”然而，当我被押上警车后，师父的“法身”始终没有出现，我百思不得其解，师父的“法身”怎么会“失灵”呢？
在心理矫治中心里面，我在帮教干部和老师们的指导下，逐渐明白：所谓李洪志的“法身”会“显灵”，压根就是不存在的“弥天大谎”，更谈不上是保护弟子的“金钟罩”、“铁布衫”。不明是非的我，在别人的怂恿下，竟稀里糊涂上了李洪志的“贼船”，我后悔极了。醒悟后，我非常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逢人就劝，千万别信、别练法轮功！
【责任编辑：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