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河北省大城县平舒镇八方村，今年46岁。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大城食品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我开始从事食品销售。1992年，我用多年的积蓄在县城购买了门店，专门从事饼干批发零售业务。因为诚实守信、勤劳认干，我的生意经营得不错，一年下来也有几万元的收入，家境也还殷实。

　　1996年初，我在晨练时，恰巧碰到一群人在路边进行宣传，出于好奇就过去与他们闲聊，原来他们是练法轮功的，得知我是生意人后，便极力动员我也加入，还告诉我“练法轮功能让生意更红火”、“练法轮功能治百病”、“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听了他们的话，我感到十分新奇，于是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买了《转法轮》等书籍和光盘、磁带，开始走上了练功修法的道路。

　　因为自己是生意人，讲的是诚信，而书中宣扬“真善忍”、“上层次”等说法，自己觉得做人就应该这样，一时间仿佛找到了真理。开始只是利用做生意的间隙练功，每天凌晨3、4点起床，把5套功法从头到尾练习一遍，晚上就和功友们的“学法”、分享心得。到1997年6月份，随着练功的不断深入，我练功的时间不断增加，受书中“练功要专一”、“要排除一切杂念”等观点的影响，我逐渐没有心思做生意了，全部精力都放到了“学法”、“练功”上。有的时候，客户来结账，心不在焉的给人家把货款算错了；有的时候，客户来拿货，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给人把货发错了。为此，妻子没少和我吵架。

　　1998年春天，我去广东省广州市的批发市场进货，等车拉货的功夫，我又见缝插针看起了书，看到深处，有了心得，觉得自己又“上了层次”，喜不自禁忘了神儿。等联系的车过来，发现几大包的货全然没了踪影，1万多的货款打了水漂。可我并没有往心里去：只要好好练功，求得“圆满”，要什么有什么，这一万多的货款算什么？！妻子毕竟是“常人”，听说货丢了，心疼地眼泪儿当时就下来了，骂我“少心没肺”，我没和她吵，我告诉她：“我练好功，全家人都跟着享福。到时候‘升天圆满’，遍地都是黄金，还有人伺候你，比现在吃苦受累守着小店强多了。”妻子说我是痴人说梦，看她这么不开窍，我也就不怎么理她了。

　　因为我一心“学法”，店里的买卖就逐渐落到了妻子肩上，她本来就没有做买卖的经验，又要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再加上同时县里出现了好多经营小食品的门市店，慢慢地，好多老客户都不再往我这儿进货了，看着买卖越来越清淡，妻子急的嘴上起了大泡。我却不忧反喜，正中下怀，没客人来正好，正嫌这烦人的买卖耽误我学法。1998年秋天，不顾妻子的强烈反对，我干脆关掉了门店，回到村里建起练功点，并不断地发展学员，壮大练功队伍，忙起来的时候，几天都不回家，跟家人说不上几句话。

　　目睹这一切，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几次三番劝我不要再练了。“生意也不做了，整天疯疯癫癫的，以后靠什么生活？”我却对老人说：“你们不懂，功练好了就什么都有了。”可事实是，停了买卖，家里就没了收入，一家人的生活都成了问题。没办法，本该颐养天年的双亲还要下地种田。年近七十的老父亲终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1998年11月突发脑血栓，在家里晕倒了。我认为父亲是“业力”太重，不让老人去医院，和母亲、妻子说，“你们等着，我去找功友，要给爸治好病，得靠真正修炼的人，医院那套不行。”趁我出门的功夫，母亲和妻子找人把老人送到了医院治疗。在老人住院的40多天时间里，我没有去看过一次，认为去医院会影响我的功力。父亲病情好转后，回到家里偏瘫在床，我觉得这都是不听我的话造成的后果。此后，仍坚持每天外出传法，未曾服侍过他老人家一天。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怎么也想不通，认为这是“大法”对我坚定立场的最后考验，因此，我组织村里一些功友进京“护法”，以为这最后一劫过后，我就能“圆满”了。

　　2000年6月，受李洪志让“大法弟子”“顶着压力走出去，证实大法弟子是伟大的”等“经文”鼓动，我掏出了家里仅存的2万多元，和几个功友一起购买了速印机，印制了数万份法轮功宣传资料，在县城和周边农村宣传法轮大法的好处，为“法轮功”鸣冤叫屈。家人、朋友、村里干部多次劝说我，也没能使我回头。

　　2001年4月，我村的大部分功友都不练了，只有我依然坚持，除每天练功外，继续印制一些法轮功的宣传品出去散发。原大城县法轮功辅导站站长陈昌杰听说我的情况后，组织我以前的功友组成反邪教志愿者小组，一次又一次耐心细致地和我谈心，让我开始对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产生疑惑。看看一起创业甚至比我起步还晚的朋友们，现在基本都身价百万，只有我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为了所谓的“圆满”，我放弃了生意，更伤害了亲人，痴迷法轮功害了我。

　　现在的我重新振作起来，先是照顾好老父亲，经过一年多精心调养治疗，父亲生活基本能够自理，虽然讲话不是太清楚，但脸上经常挂着笑容。2002年10月，在亲朋的帮助下我重操旧业，继续做起饼干批发零售业务，我的生活也重新走上了正轨。

刘建杰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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