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国庆，男，1972年10月出生在河北省邢台县的农村。

　　父母都是村里老实本分的农民，土里刨食支撑着这个家，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一家人也落得个其乐融融。

　　我在经历了四年寒窗苦读，毕业时，如愿以偿的被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录用，成为一名准飞行员。上学时，为省下钱买书、买航模，我常常是周末假期打几份工，饥一顿饱一顿，常年下来落了个慢性胃炎和胆囊炎的毛病，也正是因为这个才使我接触到了“法轮功”，现在想来，我情愿被那病折磨死，也不愿意沾惹上“法轮功”。

　　1998年9、10月份，刚到国航，因为要接受一系列的培训，培训之余空闲时间较多。在公园散步时，看到有人在练“法轮功”，在他们交谈中，听说“谁谁谁练功练好了什么什么病”。自己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和他们一起练上了。

　　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自己的胃病确实有所好转。这便诱使我更加深信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了。现在想明白了，练上“法轮功”后，自己生活规律了，戒掉了烟酒这些不良嗜好，而且每天早晨起来坚持练功。身心放松，有规律的生活，才使我的胃病有了好转，而我当时却糊涂的把这些都归功于李洪志，盲目地崇拜他，痴迷“法轮功”。

　　1999年4月，公司将我们这些新人送到美国学习飞行驾驶，直到2000年2月才回国。在这期间，我听说国家将“法轮功”定为邪教组织，予以取缔了，不准人们继续习练。当时虽然身在国外，但我心里是想不通的，认为是国家搞错了。所以没再理会国家取缔的事，而是继续坚持练功。回国后，单位就找到了我，给我宣讲政策，组织我进行学习。就在单位组织我进行学习期间，我偷偷跑去找到以前的功友，向他们了解情况。然后就跟着他们去上访，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民警将我们带到了派出所，进行批评教育，然后通知单位将我接回。

　　单位领导并没有因此处理我，反而对我说：“你刚刚回国，好多事还不清楚，我们先把事情搞清楚，你再做决定。”于是，再次组织我进行学习。父母知道此事后，特意从老家赶来北京，单位知道后，还特意为他们安排了住处。面对年迈父母泪流满面的苦苦哀求，我当时没有纠结，反而认为这是对我的“考验”，是自己要过的“关”，当成是“去亲情”和“上层次”的好机会。三叔也为此专程跑来看我，我一直那么敬佩的三叔这次再到我面前时，我却说他是干扰“大法”的“魔”，是受“旧势力”指使破坏“大法”的。父母和三叔这三位年近半百的老人，看到我当时那疯疯癫癫的样子，抱头痛哭……面对单位领导苦口婆心的说教，我认为是“魔在干扰”。

　　我就这样坚持着，坚定着所谓的“大法”。直到面对整日以泪洗面的母亲，我却麻木不仁到没有一点内疚，认为经受住了“情”的考验，认为自己“过关”了。一天中午，对我寸步不离的母亲，忽然觉得头晕，父亲担心是血压又高了，便搀着母亲到单位医务室开药。我当时一阵窃喜，认为这都是李洪志（当时认为是师父）安排的，李洪志承认我过关了，把他们给我支开，好让我继续修炼。我毫不犹豫的再次出走了。现在想想，我当时一点人性都没有，母亲为了照顾我，整日提心吊胆，我却置她的健康不顾，自私的追随李洪志所谓的“大法”。“法轮功”把我变成了没有人性的行尸走肉，这是三叔对我当时的评价。

　　我在外边东躲西藏，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与一些所谓的“同修”，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的往人家门缝里、车筐里塞“真相”传单。这期间，我怕单位再找我麻烦，还给单位领导寄去了“辞职报告”，一心一意按照李洪志的要求做好“三件事”。那时，我的全部生活就是上网、下载、打印、散发法轮功的资料、传单。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没给父母打过一个电话，好像他们的安危与自己毫不相干。母亲那天知道我又跑了，一下子就晕倒了，后来还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出院后，怎么也联系不上我，在三叔北京的家里等了一阵子，还是没有我的消息，俩人不愿再打扰三叔一家，只好回老家了。父亲说，从那儿母亲一下子就老了许多，一向结实的身体，也总是这病那病的，直到现在也得天天吃药。我知道，母亲是被我气病的，父亲只是怕我心重，没有说透罢了。乌鸦反哺、羊羔跪乳，“法轮功”竟然把我变的禽兽不如！

　　我们违犯法律疯狂的作案，最终被民警当场抓获。之后，我因长期旷工被单位开除。在我失去从小梦寐以求的职业时，我竟没有一丝悔意和痛苦，现在想想都心痛，真不知自己当时是怎样一个鬼迷心窍的状态。

　　拘留期满后，三叔将我从看守所直接接到了他的家中。请朋友帮忙，找来了反邪教志愿者。最终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得以真正看清李洪志及“法轮功”的真面目。回想自己痴迷邪教时的种种表现、心理，倘若国家对我们这些人放任不管，将会有更多的人变成邪教的牺牲品，更多的家庭变的支离破碎。

　　“法轮功”实实在在地毁了我的“飞天梦”！儿时的梦想，家人的期盼，多年的付出，只因一时“贪”念起，误入邪教把梦丧！悔不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