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的4月2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万余名法轮功人员围攻中南海事件。直到今天，法轮功仍然矢口否认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事件，李洪志更是多次声称自己事前毫不知情。关于事件的性质，法轮功方面总是坚称属于自发性的“和平上访”，对凭借人多势众向政府施压，以便使“骗人功”合法化的丑恶企图百般抵赖。迄今为止，法轮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有关“4·25”事件的狡辩。

　　有人说，细节定格历史。有些事情，如果你做了，就别想抵赖，因为细节留下了抹不去的罪痕。比如，李洪志及其干将们为制造“4·25”事件“策划于密室”一共是4次，不仅每次的时间、地点、人物、议题均凿凿可证，而且密商中的某些细节也很有个性，像“天津的事情不能找北京哪个部门，要找中央和国务院”（李昌等），“人少了不行，要多去点。去年北京电视台的事就是人去少了，要是去的人多，问题早就解决了”（李洪志）这类话，就是十分鲜活的历史留声。比如，本来躲在后台的法轮功高层骨干李昌、王治文等人最后被迫露面，（请示李洪志得到同意后）作为代表进中南海“对话”。当时李昌叫人开车送他回家换了一套衣服：上穿灰色西装，下穿黄色警裤，夹着皮包，准备进中南海“谈判”。临事突换行头的这一细节，永远定格在历史的画册上。

　　值此“4·25”事件12周年之际，本文重点回放几个重要细节，再次呈示李洪志和法轮功的罪痕。

　　——入境登记卡刻录了李洪志的罪踪

　　李洪志极力辩称自己当时“不在现场”，并提供了自己编造的模糊难辨的“行踪轨迹”。然而机关算尽，却没有算到一张入境登记卡将这纸糊的谎言戳了个大窟窿。李洪志是在“4·25”非法聚集事件发生前三天，即1999年4月22日17时10分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087次航班，从纽约飞到北京的。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是一天，而是前后跨了三天，共44个小时。22日入境时，李洪志在北京首都机场的一张入境登记卡上留下了自己潦草的字迹。卡上的主要信息如下：“姓名：李洪志/护照证件号码：001106787/中国签证号：003821/在华地址：吉林省长春市解放大路103号/职业：商业人员（打勾）”

　　事实是，从李入境填表这一刻到他24日13时30分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109次航班离境赴香港，他在北京根本没有从事过任何商业活动。李的抵赖在这张由他亲笔填写的入境登记卡面前显得是多么的苍白，又是多么的可笑啊！

　　——超常通讯量成为组织密谋的铁证

　　1999年4月24日，根据在叶浩家召开的部署“4·25”非法聚集活动第四次会议的分工，王治文等骨干人员以“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名义，向河北、山东、辽宁、天津、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组织负责人打出770多个电话，通知说“天津出事了，准备向北京说明情况，有学员能够参加的话就参加吧”，“师父说这是最后的圆满机会了”。要求他们组织法轮功练习者于4月25日晨到北京中南海府右街“护法”。

　　4月25日这天，李洪志在香港纪烈武家中，通过电话遥控指挥着“法轮大法研究会”。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他始终与北京的前线“指挥部”保持着“热线”联系，不断下达指示。北京“指挥部”也不断给李洪志打电话汇报、请示。25日当天，他们频繁来往电话20多次。在通话中，他多次要求“让外地人多来些，再多来些”。

　　24日这770多个电话和25日香港与北京的20多次通话，通讯量显然超常，它们被电信部门记录在案，成了法轮功密谋有组织的围攻活动的铁证。

　　——行动策略恰证是有组织的示威、施压

　　法轮功常以事发时大法弟子安静、平和的表现来辩称“4·25”非法聚集不是向政府示威、施压，并反复强调这次万人集会撤离时“人一下子就走光了”，“地上连一片纸屑都找不到，好象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他们本以为通过“不留纸屑”可以强调法轮功习练人员素质好，殊不知，这恰恰证明了12年前的围聚示威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何以这样断言呢？一是从《一封来自新西兰大法弟子随桂英的信》（博讯论坛2008-07-15）中可以知道，法轮功学员中，素质差者不在少数。比如，“集体学法”时，尚且“有孩子闹、吵、跑、跳的，青年男女闲聊的，大人互相闲聊，说的来的在一起说的，还有几个人围在一起玩婴孩的。总之，乱哄哄，谁发言也听不清。……三分之一的人学法迟到，拉椅子声，高跟鞋声等不绝于耳”，简直就是一片乱象。素质如此之差，如果真是万余人自发性地聚于一处，绝不可能有上述“平和”的表现。二是据参与策划者交待，4月25日这天，法轮功骨干在叶浩家秘密召开行动部署会议，会上决定：在中南海聚集现场，各分站长要特别安排一些人负责安全、交通、秩序和卫生，包括现场联系，出现情况和问题要及时处理；并确定了聚集的策略，参加的练习者不喊口号、不带标语、不撒传单、不要有过激言辞，对外不用“法轮大法研究会”和辅导站的名义。李昌反复强调总站以上负责人均不到中南海聚集现场。如此统一口径，如此精心设计行动策略，当然是为了掩盖阴谋，隐藏邪恶动机。

　　也正因为“反复强调总站以上负责人均不到中南海聚集现场”（意在掩盖“有组织”），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法轮功两拨“对话”代表均不知要与政府方面谈什么。具体说来，就是当年4月5日9时45分左右，现场4名法轮功代表进了中南海与国家信访局工作人员“对话”，但进去的人对于为什么要搞这次活动说不清楚；又换了4个人进去，也说不清楚到底想干什么，很快就出来了。后经请示李洪志同意，才将原居幕后的李昌、王治文等5人作为代表推到台前。看来，法轮功越是强调“4·25”那天态度克制平和，纪律严明，越是坐实了此次事件是有组织的预谋。

　　——话语漏洞昭示了“主佛”的说谎成性

　　敢做敢当才算是男子汉，可李洪志说谎成性，明明亲自策划并遥控了“4·25”事件，却一推六二五，利用接受媒体采访的机会，三番五次洗清撇责。然而，毕竟是临时编造的谎言，难免前言不搭后语。请听李洪志的逃责说辞：

　　“北京发生事的时候，我正在美国赶往澳洲的路上，因我来澳洲先到布里斯本，那里有我们的学员，完全知道这件事情是在布里斯本。”（《李洪志大师悉尼会见中文媒体》，1999年5月2日上午）

　　“学炼法轮功的人去中南海，事先我是一点也不知道，我当时正在从美国来澳洲的路上。”（《李洪志大师悉尼会见西方媒体》，1999年5月2日下午）

　　“这件事情的开始和他的结尾我全都不知道。前一段时间，前几天加州呢给了我一个荣誉，加州政府给了我一个荣誉，我开着汽车去加州，走到中途因为暴风雨，这个天气很不好，去了三天然后我就决定不再去了，叫另外一个人替我接受这个荣誉，然后我就用了两天时间赶回到纽约，我一回到纽约听说了这件事情，吓了我一跳，我说这个整个这件事情发生一直到现在，我也是从媒体上知道的，因为平时我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到今天为止，我也跟他们联系不上，所以我整个情况也是在媒体中听说的。”（《荷兰电视台采访李老师的内容实况》，1999年7月24日）

　　有必要提请大家注意，上面3篇采访记录都是由法轮功学员整理的，这只要从标题中对李洪志的称呼就可以看出。不说这3次采访是李洪志和法轮功精心策划的，姑且就算它们全是客观记录吧。就是这样几篇蓄意抵赖的文字，也有明显的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在澳洲的布里斯本知道此事的，一会儿又说是在美国纽约知道的。更为可笑的是，1999年5月2日上午就宣布“完全知道这件事情是在布里斯本”，且是因为“那里有我们的学员”——也就是说李洪志是从法轮功学员口中知道的“4·25”事件；可同年7月24日，李洪志反而说“整个这件事情发生一直到现在，我也是从媒体上知道的”，不仅“完全知道这件事情”的时间推迟了80余天，而且信息渠道也由“我们的学员”变成了“媒体”。

　　除了话语的自相矛盾外，李洪志的两次改口也暴露他的说谎成性。他先是说自己没到中国大陆全然不知事件过程，当人们摆出他到过北京的证据时，他又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到过北京，但只是为了转机，没有离开机场。这是李洪志第一次改口。随着事实的不断披露，在这一谎言再度被戳穿后，他又改口说在北京只停留了一天，但“没有与任何人接触”。这是他的二次改口。就这副泼皮无赖的嘴脸，还有什么资格谈论“真”？

　　12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4·25”事件的部分细节，回放那段历史的侧影，意在昭示一个道理：谁作了孽，欠下债，别想抵赖，行邪者的罪痕是抹不掉的。

【责任编辑：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