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勇，男，52岁，是济南市的一名机关干部。妻子贤惠，孩子乖巧，本来一家人过着衣食无忧、和和美美的小日子。1994年秋天，我却患上了肝炎，为了治病，不知吃了多少药，但一直没有除根。

　　1995年春天，岳母练习了法轮功，不久她就告诉我“坚持练功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做好人、上层次’，成为‘佛道神’”。我这人不信“佛道神”，但架不住岳母一再推荐，也是病急乱投医。1995年4月，我开始练习法轮功。当时想法就是强身健体治病，经过20多天坚持练习，感觉有好转，由于不明白那是自己锻炼的结果，就迷上了，越练越上瘾。我忙不迭地把喜讯告诉家人，并拉妻子一起练。可有一次单位组织查体，我本不想去，但领导硬拉我去检查，碍于面子我就去了。检查完后，那个副主任医师说我的病根本没好转，我觉得那个医生是个常人，看不明白我们大法弟子的“业”，一怒之下跟大夫吵了一场，从此再不进医院门了。

　　听功友说，要“消业”就得“精进”修炼，于是我把一切时间都用在“学法”练功上。又继续练了一段时间后，功友们夸我“悟性强、精进快”，我心里美滋滋的，而我的思维却越来越扭曲，当时的自己根本不知道。记得1995年6月的一天，我有事去二叔家，看到二叔躺在床上，原来他几天前摔断了腿。大家都安慰二叔，我却淡淡地说：“二叔，你摔断腿是好事啊，这是‘消业’。”话没说完，二叔“啪”地给了我一巴掌。大家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我笑着说：“谢谢二叔，你又让我长了德。”慢慢地，我成了一个性格孤僻、远离亲友的“孤魂野鬼”。

　　亲人们的远离，并没有引起我的反思，相反觉得他们都是常人，跟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层次”，所以，对法轮功的痴迷越来越重，以致伤害亲人而不知。1995年冬天的一个下午，8岁的女儿放学后无精打采地回家说：“爸爸，我病了，发烧、头痛。”我正在练功，哪有空管她。过了一会女儿不知从哪儿找到了两包“清开灵”要喝，我一巴掌把药打掉，大声训斥：“吃药干吗？你这是‘业’，练功就好了。”这是女儿第一次挨我的打，她“哇”地一声哭了。我继续打坐，看都不看她一眼。第二天、第三天，女儿的状态越来越差，我和妻子一起打坐，帮助女儿“消业”、“驱魔”。第四天下午，女儿脸色苍白、紧闭双眼、口吐白沫、身体一抽一抽的，我和妻子大声念《转法轮》，突然我母亲颤微微地来了，她一看这种情况就要去医院，我拦着不让走，母亲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推开我，抱起女儿打的去了省立医院，到医院时女儿已经休克了，大夫说，如果晚去半小时，就没救了。

　　伤害了女儿还不算，老母亲更是让我伤得不轻。我的父亲早年去世，70多岁的老母亲身患癌症，女儿的事情对母亲打击很大，她卧病在床三天滴水未进。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赡养母亲是天经地义的事。以前我也是有名的孝子。可自打练功后，去的次数越来越少、照顾母亲的时间越来越少、跟母亲说话越来越少。我练功的事，母亲从未干涉，但我有时几天不去母亲家。有一次，辅导站安排我在市内“巡回座谈”交流练功心得，我们在母亲楼下功友家里交流了一整天，相隔不到10米，我根本没想去看母亲一眼。傍晚6点多时，邻居打电话告诉我：母亲烧开水时，因为手脚无力瘫倒地厨房里，结果把水壶都烤干了。幸亏收煤气费的发现了，否则不知会发生什么。我想有“师父”保佑，肯定没事，继续做我的经验交流。后来母亲托人捎给我一张纸条：“孩子，你不养我就罢了，我会拿出仅有的钱养你闺女。但是，人活在世上不能只为自己。”而那时的我根本没把母亲的话当回事。

　　直到1996年初，在社会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回想自己的那些经历，自己“精诚”修炼，结果除了伤害家人之外，就是自己遭殃。我患的肝病，本来可以吃药控制，虽然不好治愈，但总不至于恶化，可是由于相信“消业”，我已经到了肝腹水的地步，真是后悔。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疗，我的病逐渐好转，但是由于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导致现在的治疗效果大大减弱。

【责任编辑：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