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秀兰，今年48岁。家住京西门头沟琉璃渠村，曾经有一个和睦幸福的家。我初中毕业回村务农，父母为我盖起了四间房并为我办了婚事。我的丈夫是三家店铁路上的一名工人，我们夫妻恩爱，先后生了两个女儿。父母与我又是上下院，常过来帮忙带带孩子，他们视我的两个女儿为掌上明珠，一家人其乐融融。可是自从我和母亲练上了法轮功后，这个家开始不得安宁起来。

　　1996年初，我父亲在村委会值班，另一个值班的大伯给了他一本《转法轮》。他带回家给了我母亲。在“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诱惑下，母亲很快就学了进去并让我跟她一起学，还专门买了录音机、挂图、练功带等全套的练功用品。最初我们只是在家练功，没成想村里的街坊邻居也陆续跟着练，渐渐的人多了起来，于是我们就出去到村中的小广场集体练功、“学法”。每天早、晚母亲提着录音机，准时到达。

　　随着练功、“学法”的深入，我和母亲痴迷了进去失去了自我。比如，原来我在家里是里里外外一把手，既勤快，又能干，还能吃苦。但自从练上法轮功后，精力和心气不由自主地都转移到“学法”、练功上，情感也转移到对“师父”的绝对崇拜和神化上；还有“师父”怎么说我们就一丝不差地怎么做，比如为了“去情”，我们夫妻情感疏远，正常的夫妻生活也不过了。那时，我就像“着魔”一样，满脑子都是法轮功，家逐渐失去了温馨与和睦，争吵和冷战时常发生。当时，我的大女儿只有6岁，二女儿4岁，两个孩子聪明伶俐，小嘴很甜，街坊邻居们都很喜欢，我却为了练功，常常把她们俩锁在家里，不管不顾。

　　后来大女儿上学了，一到练功时间，我就把小女儿我长期反锁在家里。由于没有同伴一起玩耍，孩子变得很沉默，很少说话，本来乖巧伶俐的她，没有了天真与活泼，只是眼睛直直的、愣愣的、面无表情的看着窗外的树木。由于缺少母爱，大女儿有时在课堂上她听不进老师讲课，旁若无人地在书上、本上画着自己想象的图。面对孩子这样的精神状态，我母亲说她“业力”太大了，要么就是说她中邪了，不知从那里还还找来了巫婆驱邪，使孩子受到了惊吓，常常不是哭，就是闹，有时衣服不穿就往外跑。我当时也认为，这肯定就是“师父”所说的，是自己前世造的业，自己修炼不够的结果。因此，我要更加精进，抓紧练功、“弘法”，想通过这种方式使孩子恢复正常。就这样我没把孩子的事真正当回事，还认为吃药、打针会把“业力”压回去。大女儿上到小学四年级就退学了。

　　法轮功被取缔后，村里多次好言相劝我和母亲不能再练功了，父亲和丈夫坚决阻止我们再练功。可是我们全都当作耳边风。虽然丈夫严厉训斥我、甚至骂我，我也毫不在乎，只当作是“魔”在干扰。我和母亲都很固执，就认为“师父”是救度我们的神，决不能半途而废，我们俩修下去一定能够“圆满”，最终“修成正果”。因此，在每次父亲值班时，我都和母亲与来家的功友一起学法、练功、交流。丈夫看我这样心灰意冷，此后就很少回家了。

　　母亲血糖偏高，在没练功之前一直靠药物维持。可自从修炼上法轮功，就不再吃药了，心里想的就是练功治病。2001年7月，在她的右腿开始出现异常，疼痛，而且肿胀发紫的情况下，我的父亲、妹妹及村委会干部都劝她赶紧去医院进行治疗，母亲却丝毫不在乎，对父亲和劝她的人说：“没事，这是业力造成的，是师父在帮助我清理身体呢。”那时母亲就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坚信“师父”和法轮功能治她的病。父亲当时含着泪苦苦哀求，就差给她跪着了，让她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去医院，怎么劝也不行。没办法父亲打电话把我的丈夫叫了回来，我丈夫当时看到我母亲的腿，更是生气，不管三七二十一，背上她就走，任凭她怎么抓、怎么打，径直把她背到了公路边，与我父亲一起打车把她送到了医院。区医院的医生一检查，发现母亲的糖尿病病情很严重，腿部肌肉已经坏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建议及时转到北京市的大医院。后来母亲被转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这家大医院此时也无能为力，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对我母亲进行了截肢手术。

　　祸不单行。母亲截肢了，我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2003年4月，丈夫和我还是选择了离婚，两个孩子由我抚养，他负责孩子的生活费。2006年，母亲因为病腿复发感染炎症去世。

　　如今，我虽然已彻底摆脱了法轮功的精神控制，可那段修炼的伤痛让我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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