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夏中，江苏泰州人，是当地新华书店一名普通职工。

　　我原来是练“中华养生益智功”的，可是在1994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中国气功》杂志上看到了介绍法轮功的文章，杂志封面上李洪志七彩佛光的像片让我片面的认为他是个功力非凡的大师。我按杂志上提供的地址和联系人，给一个叫王治文的人写了咨询信，想参加法轮功面授班。王治文很快回信，并在回信中夹了一张李洪志六、七月份在全国各地的办班表格。收到回信和表格后，我决定去济南参加面授，于是汇了五十五元报名费和学费。

　　1994年6月21日至28日，我跑去济南皇亭体育馆听了李洪志的讲课，之后花了120元买了一套李洪志讲课的录音带。从此，我开始在地方上传播起法轮功，在我的发动下，我全家加入了法轮功组织。1996年年初，练习法轮功的人员逐渐增多，我开始召集“练功”人员一起修炼，组织观看李洪志的广州讲话录像。由于我的积极主动得到了同修们的认可，我被推选为当地的辅导站站长，还被同修们赞为“最精进”的“修炼人”。

　　1996年7月，我的妻子被查出了患有红斑狼疮，虽然她也跟我一起“练功”，但并不像我这么的痴迷。发现病情后，妻子准备去医院治疗，但是我坚决反对，认为修炼法轮功完全能够祛病。而且，自己是当地的辅导员，家属要是上医院治病怕影响不好，就竭力制止她治疗，劝她静心修炼，提高自己的功力，病自然会好。妻子勉强听了我的话，放弃了就医的念头。没过多久，我发现妻子的病情有所好转，就欣慰的告诉她，一定是她“练功”起了作用，有“师父”的保护什么病都不怕。

　　1998年秋季，我加大了法轮功的宣传力度，在建立城区练功点的基础上，开始往乡镇发展和扩大。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就在这年年底，一场惊天的变故在我家发生了。我的弟弟叫夏凯，当时他正在读高三，因为面临高考，父母家附近比较嘈杂，母亲便让弟弟住在我家学习。在我的影响下，弟弟平时也跟着我一起“练功”。

　　1998年12月17日，弟弟忽然觉得头痛，还有一点发烧。父母知道后要我带他去医院治疗，我连忙制止他们，还告诉他们小凯这是因为修炼出效果，“业力”在往外排，只要跟着我加紧修炼功法，病就自然好了。还告诉他们，之前妻子的病就是因为跟着自己“练功”好的。弟弟对我的话也很认同，每天跟着我一起“练功”打坐，并烧香拜了“师父”。就这样过了两天，弟弟的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1998年12月19日下午，弟弟已经烧得神志不清了。我想来想去，认为弟弟一定是被“魔”干扰了。当天晚上，我召集了当地修炼者中我认为修炼的比较好的几个人，来为弟弟“除魔”。老实说，虽然经常听说“除魔”，但是具体如何除，我们并没有底，唯一被大家认同的就是我们集体为弟弟“发功”。当晚，我和其他5个同修围绕着我弟弟诵读了一遍《转法轮》，然后大家轮流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在我弟弟身上击了一掌，“除魔”仪式基本就结束了。之后大家商量着，认为我弟弟因为修炼还不够，单靠他很难摆脱“魔”的干扰，就让我每天和他睡在一起，用我的“功力”去帮着除“魔”。晚上，我就把弟弟放在我床上，为了效果更直接点，我用脚抵着他的胸口。临睡前，弟弟对我说他很难受，我安慰他说：“没事，很快就好了。”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我醒来发现自己的脚已经不在弟弟胸口部位了，心里嘀咕着也不知道效果到没到，就去看弟弟的情况，却发现弟弟身体僵硬着一动不动。我心里一个搁楞，伸手去探了探他的鼻息，发现弟弟已经没有呼吸了。

　　这件事给了我当头一击，为何我如此虔诚的“练功”，换来的却是弟弟的死亡。“练功”不是能够祛病的吗？怎么没能救得了弟弟呢？而且，妻子的病也是“练功”治好的呀？我很不理解，可后来我才知道，妻子一直瞒着我就医治疗，所以她虽然得了红斑狼疮却安然无恙。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也毅然决然退出了这个邪教组织，但弟弟永远也回不来了，法轮功太害人了。

夏中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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