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段建芳，现年66岁，原是北京131中学的校医，已经退休。我原本有一个和美幸福的家庭，膝下有一儿一女，老伴儿对我几乎是百依百顺，从没有和我脸红脖子粗的争吵过。1995年我听同事说练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教人做好人，工作清闲的我也想凑凑热闹看个究竟，也就加入了集体练功的行列。谁知道一发不可收拾，通过集体“学法”、练功、开交流会、听李洪志的“讲法”，我渐渐明白了“人这辈子能够当人，就是为了得法、修炼、返本归真”。从此，我积极地投入到“学法”、练功当中去。不久，我就成为玉渊潭练功点的辅导员。

　　玉渊潭练功点是李洪志当初亲自考察定下来的，能够成为辅导员是我最大的荣幸，每天忙于组织练功、“弘法”、给学员买资料、开交流会等。虽然累点儿但心里非常高兴，因为只有辅导员才能直接跟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的人员接触，替功友服务这是多大的“功德”啊！家里人看我整天忙于法轮功的事，开始也是抱怨牢骚满腹，可是看根本劝阻不了，慢慢的也就不爱管我了。

　　1999年法轮功发生“4·25”围攻中南海事件我组织学员积极参与。同年7月底法轮功再次大规模到北京聚集，作为辅导员的我还是没有被落下。修炼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圆满”吗！就是要经受“师父安排的每一次考验。”

　　正当我全身心的投入到“弘法”、“护法”之时，不幸悄然降临到我的家庭。2000年初，我那28岁的儿子检查出得了白血病。这个消息对于老伴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他不相信才参加工作不久看着身体很壮实的儿子怎么会得这种病。孩子的姑姑也是一名大夫，在确诊后，她和全家人商量不要把结果告诉儿子，怕孩子年轻承受不住打击。老伴特意叮嘱我：“管好你的嘴，千万不要让孩子知道实情。”我答应他：“知道了。”医院在给我儿子化疗的同时，还在积极的寻找匹配的骨髓，只要找到匹配的骨髓就可以给他动手术了。

　　有一天，我在家里的厨房切菜准备做饭时，不知道怎么就把手指切破了皮，流出了血。当时我马上想到李洪志的话“我会通过各种方式点悟你，也许就让你摔个大跟头……”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儿子，我想这是“师父”在利用他考验我吗？我是“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怎么能和常人一样说瞎话呢？最起码的“真”我就没有做到。孩子有病了，我应该用超常的理来看待呀，“师父”说了“人是因为业力大才会有病”，“人的业力这辈子不还下辈子还要重来”，“病人在痛苦中死去也是在还业债”，他这辈子消不了“业”，我不是在害他吗？再有法轮功中有多少坚信“大法”的病人产生了“奇迹”，难道这个“奇迹”就不可能发生在我儿子身上吗？我是相信常人还是相信“大法”呢？我左思右想之后，决定应该用“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儿子说出实情。当儿子知道实情后，精神一下就垮了，我赶忙告诉他“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就会有奇迹产生，你相信妈，‘师父’会让你好起来的。”绝望中的儿子，加上化疗给他带来的痛苦，他决定放弃治疗，和我一起“学法”、练功。

　　当老伴知道我教儿子法轮功后，和我大发雷霆，痛斥我不配做孩子的母亲；女儿也和我又吵又闹，劝她哥哥不要相信迷信。而我们娘俩儿把这都看作“干扰、考验”，还是期待“大法奇迹”的发生。同修们知道我的做法后，对我更加佩服，说我不但闯过了“亲情关”，还又一次经受了“对大法坚信与否”的考验。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看着越来越虚弱的儿子，老伴强求把孩子送进医院。儿子再次住进医院后，检查结果白血球大面积吞噬红血球，已经没有了做手术的机会。孩子的姑姑指责我，女儿抱怨我，老伴儿恨我，更恨法轮功使我丧失人性，好几天不和我说一句话……可我还是认为“儿子已经是大法弟子，常人说了不算”。

　　一天陪床时，虚弱的儿子告诉我他想吃小笼包子了，我答应给他去买。可是这时，我接到一个功友的电话，说：“‘师父’来新‘经文’了，你要不要。”我立刻回答：“我马上去拿。”我把买包子的事交给孩子的姑姑，匆匆走出医院……

　　谁知道这次一走就是永别，我那28岁的儿子没了，永远没了……我练功这么虔诚，为什么“大法奇迹”就没有发生在我儿子的身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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