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反对“神迹”，认为“神迹”违背自然规律，是宗教迷信，是唯心论。其实，上帝所行的“神迹”乃是为完成救赎计划而进行的，当邪恶入侵，上帝必然用超自然的方法，干预世事，以期消灭魔障，恢复人类最初的荣耀。人类感于其表，于是将“圣恩”作为对“神迹”的心性注解。从根本上讲，圣恩并不与我们的自然经验对立，相反，它能够修正和加深这些经验。
法轮功来源于中国气功“禅密功”、“九宫八卦”及泰国舞蹈，基本与“神迹”毫无关联。法轮功宣扬的“末世论”、“业力回报”等不过是一种危言耸听的机会主义言论，从而为李洪志宣扬“正法”，凌驾于一切宗教之上奠定逻辑基础。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可以这样回应：李洪志不能够“度”一个因病而死的死人，或者能够“度”一个死而复活的人，都不是李洪志的功劳。因病而死的人因为病死之前没有“转法轮”、“消业力”，他死后，李洪志想“度”他也就无从谈起，李洪志只“度”活人，一个死而复生的人，李洪志又是怎样将他“度”活的呢？即便李洪志“度”活这个人后，能够让他永远不死，但这个人曾经死过，李洪志原本要超越生死，却陷入逻辑的陷阱。
李洪志盗用了一些宗教教义，刻意杜撰出“末世论”蛊惑人心。“末世论”的现实依据在于：一种在我们这个时代达到其顶峰的新兴世界文化，其本身内部产生了一种世界性的危机（刘易斯·穆姆福特（Mumford）的《人的变迁》）。核武器的出现标志着现代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极点。
怎样认识现代主义的这种危机，正如大卫·格里芬评析马丁·布伯（MartinBuber）的《乌托邦之路》认为：重要的是不要在我们反对反常事物的斗争中再制造出反常事物来；在追问暴力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过程中，我们正在反对这个世纪中同革命暴力密切联系的反叛经验。
现代天主教认为，圣恩与自然存在互补关系，圣恩是对创造的再创造，这种观点与古典天主教一脉相承。我们的肉体，包括肌肉、血液、呼吸、神经、骨骼、体态、消化力、性欲、心灵等乃是我们与上帝“神迹”的第一个宗教性遭遇点—它是由上帝自己创造的寓所，展示了她强有力的存在。
在现代工业文明中，我们不能认为上帝死了，仅在理想神庙中把上帝当作一种精神超越加以供奉。上帝并不引导我们去逃离被玷污了的肉体，而是引导我们去治愈它。因此，在上帝的引导下，“重造不可穿透的自我”即是具体化的精神。这种“重造”不是反对以往的“反叛经验”，而是在再创造中不断修正和补充。
反观李洪志的“末世论”，他一方面反对以往的“反叛经验”和工业文明取得的成果，却对自己组织信徒挑衅政府、抹杀人权的极端“反叛经验”视而不见；另一方面他也抛弃了与上帝“神迹”的第一个宗教性遭遇点，而是以给练功者肚子装上“法轮”为名，将练功者引向无边的痛苦灾难。所以，法轮功从根本上说是反宗教、反人类的。
在我们躯体的生物体和社会经验中，我们与整个自然和历史倾心交谈。地球本身是我们自身的生物性外化（biologicalembodiment）的扩展，他是我们与上帝的第二个宗教性遭遇点。地球同人的躯体一样，具有某种天然的统一性，它同人的躯体有着某种微妙的平衡关系，什么样的地球环境孕育什么样的人类。
不幸的是，作为工业现代化的文化理想，似乎都不可避免地对这种根基隐喻怀有恐惧。有机哲学关于精神能量外化的观点承认并赞美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并对有根基的历史能量保持开放，而不是一味反对“反叛经验”。
李洪志诅咒人类，宣扬地球是一个垃圾站，实际上割裂了“天人合一”的根基隐喻。
现代主义的一个教训是，为了历史而拒斥自然，并试图把所有的历史都变为英雄史，实际上是一种脱胎于父权社会的男性话语，是值得反省和深思的。
我们应该看到，南极冰川的融化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天启式的序曲，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使全球几十家报纸将它作为头版头条，说明全球的政治家门正努力寻找一种温和的话语表达方式，从而投入地球母亲的怀抱。
按照李洪志的说法，只有他能拯救地球，这不过是一种极端父权的拔高，因为上帝从未远离我们，也从未预言人类的前途是光明或者黑暗。“前”总是经过一条通向未来的辨证之路与“后”结合到一起的。
李洪志片面夸大了工业文明的阴暗面，因而处处皆魔，最终走火入魔。
作为精神外化的“神迹”，不能理解为意念、暗示、幻想之类的心理学语义。大地是上帝的影像，在冉冉升起的朝阳和徐徐下落的夕阳中，在静止或微微颤抖的树叶中，在宁静或汹涌咆哮的大海中，在白昼的光明和黑夜的黑暗中，我们无时无事不与上帝相遇。上帝每天都把他的创造力带到我们身边，这种创造带有明显的启示性和遭遇性，脱离不了地球的根基隐喻，不违背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相反表现出一种尊重。
法轮功所谓的“神迹”无外乎包括包治百病、保佑平安、神通广大、动物神迹等几类，无论哪种，都将个人意志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在种种发功行为中，我们丝毫感受不到上帝的圣恩，却感受到自焚、自残、自我否定带来的痛苦和虚无。
按照麦弗生的说法，“神迹”不假借普通的外因，而由初因得到果效。法轮功的“神迹”几乎都是靠发功的外力而实现的，因此是彻头彻尾的伪“神迹”。
社会（诸如家庭和教会这类传统及制度）乃是我们同上帝相遇的第三个场所。首先是一些微观层次上的亲密氛围圈，包括亲人、朋友、邻里及社区，然后进一步扩展为宏观层次上的村庄、乡镇、城市、国家和世界。
法轮功的“神迹”除了教育信徒抱残守缺、讳疾忌医，还教育信徒否定伦理，割裂自身与医疗机构、社区救助的亲密氛围。作为“神迹”扩展的人类社会在法轮功那里变成了极端个人主义和反人类主义。
法轮功强调父母是自身的魔障，不但腐蚀掉了社会的根基，而且忽视了作为“神迹”扩展的人类社会的治疗作用。法轮功总是醉心于制造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神迹”、新的伦常关系、新的被创造者拜谒创造者的敬仰关系，过分强调个人——群众的矛盾对立性，并把过去与未来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实际上破坏了人类社会日积月累、世代传承下来的永久合作习惯。
不久前，李洪志明示弟子可借鉴公司化的运营模式来挽救每况愈下的财政危机，而公司化的运营模式正是人类永久合作习惯的一个成功范例，这对法轮功来说不能不是个反讽。
那些被法轮功戕害的患者，倘若他们能明白上帝与我们遭遇的第三个场所正是被他们不耻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自觉接受医疗和社会救助，在亲人和朋友的关爱中去治愈肉体的创伤，他们就能体会到与上帝一样创造的快乐。
我们自己才是我们的躯体、自然以及社会的共同创造者，是家庭、教会、学校哺育并扩展了我们躯体的生理和精神的旅程。作为生态的一部分，我们参与了神秘的性行为，使生命得以延续，从而与死亡抗争。最后，作为人类社会的我们有意识地把我们的社会历史培养和扩展成活生生的制度和传统。
综上所述，法轮功带有明显排他利己的戾气，这种戾气在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不能相容，因为他凌驾于一切宗教之上，又妄图打破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必然为人类所唾弃；在教权国家那里，这种戾气又相形见拙，显得幼稚可笑；因此，等待它的只有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