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金瓷，1945年出生，家住河南省长葛市后河镇刘士华村，退休前曾是河南省煤炭厅宾馆一名锅炉工。

　　1998年春，我退休后回到了老家。过惯了有规律的上班生活，离开工作岗位后，除了吃饭、睡觉和到田里转转，几乎没有其它事可干，心里顿感空虚。一个偶然机会，通过一个老朋友的介绍，我接触了法轮功，慢慢地就练上了。

　　刚开始习练法轮功时，我每天早上四点半就起床了，骑自行车赶20里路，到长葛市区跟着别人练。由于我每天早睡早起，骑自行车赶路，心情愉悦，精神上有了寄托，一段时间后，自感身心状况有了明显改观。我把这些都归功于习练法轮功的结果。于是，我打消了原本心存的对法轮功的一丝疑虑，就着上了迷。

　　我听功友们说：“自己在练功方面投入的越多，就越能消大灾长大功”。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先后拿了出来近3000元退休工资，购买了录音机及两大箱练功用的书籍、几十盘磁带。我认为“自己拉的人越多，功力就增长地越快”。为了自己尽快长功，我就像搞传销一样劝说亲戚朋友习练法轮功。一时间我成了大忙人，整天穿梭于街坊邻居家里，奔走在亲戚朋友之中。凡是听我劝导、跟随我练法轮功的人，就是我的贴心朋友；凡是经我劝导而不跟随我练功的人，就是我的死对头。练不练功成了我衡量与自己关系远近的唯一标准。由于我曾经在省城工作过，见多识广，再加上言辞富于鼓动性，发展了好几个人习练法轮功。张清林就是我这个阶段发展的，他家住长葛市建设办事处王庄村，是我表哥，比我大7岁。

　　1999年7月，国家宣布依法取缔法轮功。当时电视播放“4·25”真相和李洪志其人其事，我根本看不进去。镇里的反邪教志愿者多次找我谈心，我什么都听不进去。虽然我口头上说自己不再练法轮功了，可心里痛苦极了，这种担心和痛苦时时地折磨着我，使我寝食难安。于是，我不仅自己偷偷练功，还拉着表哥张清林一起练功。2000年3月18日，我因私藏法轮功宣传品被警方处理，但是我没有吸取教训，仍然背地里偷偷练功。

　　练功使我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不通人情，脾气也越来越暴躁，稍不顺心意就摔盆砸碗、抬手打人，与家人、亲戚朋友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因不同意我练功，大儿子与我大吵一架。老婆看不惯我的行为，经常跟我吵架。为了能够坚持练功，我与很多亲戚朋友闹翻了脸，相互不来往。

　　在那段时间，我常常说一些神神叨叨的话。一次，我对正为一笔工程款要不回来而发愁的三儿子说：“这笔款子本身就不应该是你的，‘师父’说给你，你才能得到；‘师父’说不给你，你就不要再想了”。我还常做一些糊涂的事。一次，大孙子在河边玩耍时不慎滑落水中，眼看着水就要淹没住孩子的头顶，急得邻居们狂呼大叫，纷纷喊着救命。我不急不慢地来到河边，看着水中摇摇欲坠的大孙子，对身边的人们说：“没事，我孙子是‘师父’的人，有‘师父’在管着，他不会出事的，大家放心吧”。后来要不是邻居们赶紧跳入河中，把他救上来，他真的就没命了。为这件事，家里人好长时间不搭理我。

　　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法修炼中，达到了忘我的程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一日不辍。平时，除了阅读法轮功方面的书，不再看其它书，甚至连新闻联播也不听。由于长期沉浸在法轮功之中，我失去了判断是非的标准，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摆脱人生磨难“圆满成佛”，唯李洪志“经文”是从。在追求圆满的过程中，我根本不考虑自己对社会、家庭应该承担的责任，每次老伴和家人生病，我不是送他们去医院诊治，而是劝他们和我一起练功“消业”；农忙时节，我不是和家人一起料理农活，而是一个人沉迷于“圆满”和“上层次”。

　　2008年1月，我和表哥张清林在他家打坐练功时，他突然晕倒。老嫂子急忙叫人把他送进医院。经检查，表哥已是肺癌晚期。表哥住院期间，我利用一切机会，带着他偷偷地练功。张清林还把家人花钱买回来的贵重药物藏起来或者干脆扔掉。为此，家人、医生对我极其反感。2008年3月20日，表哥张清林最终死于癌症。

　　表哥走了，我陷入了深深地悲痛和沉思之中。这时，在反邪教志愿者帮助下，我才开始静下心来反思这几年来走过的路。李洪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法轮功究竟邪不邪？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是被愚弄了。自己一直是“怕”字当头，怕掉“层次”，怕“圆满”不了，怕“形神全灭”。紧紧抓住佛脚不敢放。这一切从骨子里看都源自一个“私”字，为“私”走到了极端。原来我们追求的一切，骨子里是这样的自私啊！

　　我把自己的“圆满”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尽家庭责任，只想“白日飞升”，“佛”让我们这样做的吗？我明明有人之常情，却不敢正视人间的真情，这叫“真”吗？不辨真伪，真是愚昧啊！

　　有过那段愚昧经历的我，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如今，我在家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出门与老朋友们打门球、散步、聊天，尽享晚年美好时光。

当事人近照

【责任编辑：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