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萍，今年49岁，家住辽宁省北镇市赵屯镇东沙河村。1990年我第一个在村子里扣起了蔬菜大棚种起了黄瓜，一年下来收入达到了2万元。这样，我在村里出了名。村里的三叔、六姨们开始议论起来了，“你看人家老赵家的姑娘多能耐，一年挣2万”。1993年之后，我连续被市妇联评为“三八红旗手”，“巾帼创业英雄”。凭借勤劳的双手，我走上了致富之路，日子过的红红火火。丈夫对我体贴温存，孩子在学校学习成绩优异，有一个令人非常羡慕的温馨家庭。1995年我当选市政协委员。一个农村里的妇女能够参政议政，真是春风得意，无尚光荣。

　　1998年初，法轮功开始在赵屯镇传播。东沙河村里也有了法轮功练功点，但是这个点没有几个人。因为我在村里是名人，人缘好，善于交往，愿意帮助乡亲。于是，镇上的辅导员多次找我，劝我修炼法轮功。辅导员说，修炼法轮功不但能强身健体，还能防病治病。法轮功“往高层次带人”，是“超常科学”，常人做不了的事情，法轮功都能做到。在辅导员的蛊惑下，我决定开始试试。

　　练功后，我开始看李洪志的《转法轮》，里面的内容让我对李洪志佩服得五体投地。原来法轮功比佛法还要高，连释迦牟尼都不如李洪志。出于对李洪志的崇拜，我满脑袋被《转法轮》里的歪理邪说控制了。

　　因为整天想着长功、“提高层次”、提高心性，对棚里的蔬菜也不弄了。不仅如此，我开始在村里传播法轮功，并动员丈夫也修炼法轮功。我觉得修炼法轮功和劝说别人修炼法轮功也是我身上的责任。这样的责任远远比让自己家里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责任更大。丈夫见我整天修炼法轮功，对家里的事不管不问，还劝他修炼法轮功，生气地说我不务正业，劝我好好地搞蔬菜大棚。我当时认为丈夫就是阻碍我“上层次”的“魔”。

　　我天天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开天目”，能“白日飞升”，我不但“学法”练功积极，还在镇上和村里传播法轮功。在我的劝说下，村里有十多个人也修炼上了法轮功。这让我心里就感觉到很兴奋，觉得自己的“层次”和“心性”都在提高，同时也会得到“师父”的肯定。因为我做的一切“师父”的“法身”都能看到，而且肯定会“上层次”，获得“果位”，修成正果。没有过多久我就成了骨干，整天和同修会功，时常半夜才回家，修炼代替了一切，家里家外的事情一律不管。对此，丈夫对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听之任之。

　　当时我家里的孩子正在念初二，每次考试孩子在年级组里都能名列前茅。修炼法轮功之前，学校每次开家长会都是我去参加，而且我每天监督和督促孩子学习，我认为知识很重要。自从修炼上了法轮功后，我不但家长会不参加，连孩子的学习也不管不问了。一个刚上初二的孩子没有自制力，我一撒手孩子就成了自由人，经常出去玩耍，学习成绩也下来了。孩子的班主任看到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多次找我，让我抓好孩子的学习。可是我依然我行我素。以至于到了初二的期末，孩子的考试成绩一落千丈，门门成绩都不及格。到了初三，连他自己都不愿意学习了。孩子的班主任说孩子是被我这个不负责任的母亲给耽误了。现在每每想起此事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感到特别后悔，特别对不起儿子，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由于觉得自己承担着“救人”的责任，觉得自己是一个身上闪着金光，走在神路上的人，丈夫是常人，与一个常人过夫妻生活是肮脏的、丑陋的，我拒绝和丈夫过夫妻生活。丈夫在家里操持着大棚已经很辛苦了。为了承包田里的基础设施，不但要从早忙到晚，而且还要在家里操持家务，给孩子做饭，洗衣服。我除了练功，就是集体“学法”。虽然我不与丈夫过夫妻生活，但是丈夫一点也不怨恨，在家里任劳任怨，从来不找我的麻烦。丈夫不管我，我可以在家里我行我素。可是我不参加政协的活动，政协不答应我呀。终因我一心练功、“学法”，不履行政协委员义务，1999年初我被取消了市政协委员资格。由于我痴迷法轮功不管家里的事情，丈夫对于种大棚管理的不好，收入自然少了起来。可是我还要印资料，免费送人《转法轮》，家里过去攒下的钱都让我用在“弘法”上了，日子由原来的红红火火，变得日益清淡和拮据。最后，弄得家里的大棚也不扣了。

　　李洪志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可是，自己从我修炼上法轮功，承担起了所谓的“高尚责任”，原本应该考上高中的孩子没有考上高中，家里本来红红火火的日子变得越来越清淡。2000年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在痴迷中觉醒过来。

　　现在，我家扣上了四个蔬菜大棚，通过有关技术部门的指导，我和丈夫掌握了优质高效的科学技术，又走上了科技致富之路。

　　我觉醒后，当年几个由我劝说修炼的人，经常到我家来，指责我是叛徒，让我继续修炼法轮功。找回身上责任的我，开始劝说他们离开法轮功。虽然他们中仍有痴迷者，这让我非常愧疚，深感对不起他们，但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倾尽心力帮助他们走上致富之路，回归现实生活。其中李艳脱离了法轮功后，我出资帮助她扣起了蔬菜大棚，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责任编辑：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