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尤成玉，生于1942年3月，家住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街道西南大学四新村，退休前在西南大学国资处工作。丈夫甘大祥与我在同一个学校当教授，他的身体一直不好，1995年就查出患了肺癌。

　　1996年2月18日，丈夫的病情突然加重，住进了西南医院。住院期间，我天天陪着丈夫，在他身边伺候他、安慰他，以此减轻他的痛苦，缓解心理压力。一天在医院，我遇见了老邻居吴大姐来医院瞧病，闲谈之余她向我说起了关于法轮功的事情。她告诉我这功法可灵了，练了之后不仅可以祛病强身，而且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后来，吴大姐再次来医院拿药时还专门给我带了本《转法轮》。我本身是个爱看书的人，说实话刚开始看的时候，我真觉得这书写得很糙，但看着看着就习惯了。那段时间，全国流行气功热，随处可见练功的人群，其中练法轮功的最多。我们学校也有一些同事在练，我有时便趁着两个儿子来医院照顾丈夫的时候，跑去和他们一起练。

　　由于长期接受化疗，丈夫的头发几乎都掉完了。一次，我把自己在练法轮功的事告诉了丈夫，我当时还满以为丈夫会很欣慰，结果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对我说：“成玉呀，不要相信那些，能有生病不吃药不进医院把病治好的吗？照你这样讲，我们建这么多医院干嘛，连我也没必要住院了。”听了丈夫的话，我虽然觉着有理，但我此时已经对法轮功产生了好感，没有细想丈夫对我说的这些话。之后我还是继续在练功，并逐渐痴迷，对病重的丈夫也渐渐冷淡了……为此，我那两个儿子还狠狠地说过我，责怪我为了练法轮功竟连他们父亲的死活都不顾了。

　　1997年1月28日，天气比较冷，病床上的丈夫在夜里呻吟着，面部、颈部也出现了水肿，我当时担心害怕极了，我认为是“师父”听见了丈夫之前对我说的那些话，怕是要惩罚说法轮功坏话的丈夫。那天我的大儿子也在医院，他急忙叫来了医生、护士，我抖着手将儿子拉到一边悄悄对他说：“你爸就是吃了医院给他的药，又打了针、输了液，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大儿子没等我把话说完连忙甩开我道：“妈，你是不是疯了，说的啥子话哟！老爸都病成这样了，你还在想这些。”凌晨3点过，丈夫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真不知自己当时怎么了，丈夫的离开对我而言似乎很平常，我甚至没有掉一滴眼泪。我记得当时我还冷冷地对身旁哭成泪人的儿子说：“人死都死了，你哭有什么用。”

　　办丧事期间，学校的领导和同事前来吊唁、安慰我，而我却对他们的到来感到反感，总觉得他们和丈夫一样，是凡体身与我不在一个层次。丈夫的离去，让我和两个儿子之间从此产生了隔阂，他们对我的做法表示不解和气愤，之后一两个月我们母子之间见面形同路人，没有一丝亲情可言。

　　1997年4月，我生病了，脸色蜡黄，走路也没有精神，小儿子看到我这样，好心劝我要我上医院做检查，我却执意说自己没病，为了证实修炼人是不会有病的，在儿子催促下我跟他去了医院。挂号、看病、抽血、化验这些很麻烦，但儿子还是耐心地陪着我，最后化验结果出来了，儿子焦急地跑来告诉我，说我的肝病又发了。我顿时就急了，指着儿子骂道：“我是练功人，不会生病的，肯定是医生搞错了，你们要害我。”儿子无奈地解释道：“妈，我没有骗您，您自己看嘛，这是您的化验单。”我当时气得根本顾不上理会这什么单子，扭头就走了。后来，儿子还专门在医院帮我开了很多药带回来，而这些药我一粒也没碰。

　　1999年7月，国家宣布取缔邪教法轮功，知道这一情况后，我的两个儿子都来找过我，劝我不要再练法轮功了。然而我当时就像着了魔似的，对政府和家人的这些做法、举动非常反感，不仅不听劝，而且还变本加厉地热衷于修炼法轮功。我想假如现在放弃那就太可惜了，自己很快就要“圆满”了，无论如何都不能半途而废，再者说如果不练“师父”的“法身”也不会放过自己，势必会遭到惩罚。就这样，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仍然每天坚持在家偷偷练功。

　　2001年8月，由于长期“打坐”练功，加之饮食无规律，我在一次练功过程中突然晕倒了。醒来后，情急之下我打电话叫来了儿子，后来是儿子把我送到了医院。我至今记得，当时自己躺在病床上还在叫“师父”。那次从医院回来，我心里很憋屈，也很后悔，憋屈的是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后悔的是不该给儿子打电话，要不然就不会被带到医院去。为了弥补过失，我没有吃医生给我开的药，也没有再上医院检查过身体。相反，我选择的是加倍练功，想着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2005年9月，我感觉肝区部位疼得厉害，有时甚至出现呕吐。那段时间，我脸色发黄，食欲不振，而且特别闷油，我那两个儿子好几次过来看我，都劝我上医院瞧瞧，做个检查什么的，但都被我找各种借口推掉了。直到这年底，我在一次“打坐”过程中，突然发作呕吐不止，连黄疸水都吐出来了，肝部疼得用手都捂不住，正巧对门退休的张老师过来串门，见我病得厉害，赶紧叫来了我两个儿子。后来，我被儿子送往了西南医院，检查过后，医生确诊我是急性肝炎，如果再不治疗，拖下去很可能演变为肝硬化，后果不堪设想。

　　这次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直到病情基本稳定之后医生才同意我回家休养。住院期间，我也想了很多，尤其是自己之前练功那些事，脑子里也想了许多“师父”说过的“练功人不会得病，练功就能‘消业’”的话，那时我非常矛盾，但终究还是没能迈过心里那道坎儿。

　　2007年3月，两个儿子背着我，把我患病包括练功的事反映给了学校，学校非但没有责怪我，反而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校方专门从心理学院抽出老师上家里来为我进行心理辅导，从一些事例入手给我讲述法轮功邪教的危害性。我在痛苦中慢慢回忆着这些年追随“师父”的修炼历程……脑海里的一幕幕，再看到眼前家人、同事及学校对我的关爱，所有这些彻底将我击醒。我用双手紧捂着脸，一股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在我心中翻腾。

　　我后悔呀，自己活了大半辈子，到头来却因痴迷法轮功换来如此沉痛的教训。

尤成玉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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