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桂清，今年49岁，曾是北京军区养鸡厂的一名职工。虽然收入不高，但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在我精心照料下，打理得井井有条，小日子过得幸福而又温馨。然而，噩梦在不知不觉中降临，所有的不幸，要从1994年接触法轮功的那一刻说起。

　　1994年，在军区礼堂旁边的小花园里，一些人天天聚在一起练习法轮功。出于好奇，我上前询问了几句，他们说此法具有神奇的功力，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包治百病，而且还能保佑家人，可谓是“一人练功、全家享福”。由于我身体经常有些小毛病，加上当时思想单纯，就跟着他们一起练起了法轮功。可是随着练功、“学法”的深入，我迷了进去。到1999年7月国家正式取缔法轮功时，痴迷中的我在“师父”的蛊惑下，也对国家的做法不认可。但迫于当时的压力，仍在偷偷地习练法轮功，为的是“修炼圆满”。

　　2001年初，我遇到一个外地来京的胡姓功友，他说：“现在国家诬陷打击法轮功，要想早日得道，就得走出去讲真相。”听了胡某的一番“教诲”，为了早日达到“圆满”，我毅然抛弃了丈夫和还在上小学的儿子，离家“走出走”。

　　在胡某的带领下，我与其他3个功友一起在丰台区樊家村租住了一间平房，胡某采购了打印机、印刷设备，我们开始印制散发法轮功传单。胡某负责采购各种用品，我与一名功友负责印刷，另两名功友负责外出张贴散发。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注意一些，怕被别人发现，分时段的印刷。过了一阵子，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的胆子就变得越来越大，几乎整天的工作，大量的传单从我们手里发了出去，我们似乎感到自己离“圆满”越来越近了。

　　由于没黑天、没白天的紧张“劳作”，加上心理上的压力，我本来就有些虚弱的身体开始不断出现疼痛，不知道病因，又要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不能去看病和吃药。在我实在疼痛难忍的时候，功友们就让我练功，他们说：“‘师父’会为我们去病，只要坚持信念就会好的。”这些话我也相信了，我听从大家的话，认真练功，可一个多月过去了，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重了，腰腿的疼痛有时让我无法正常的站立，病痛来临时我大汗淋漓，无法控制。

　　算起来，离家出走已经3个月了，虽然抱着美好的愿望，但无休止的偷摸工作，还有难以忍受的身体疾病折磨和对亲人的思念，以及不知何时才能实现的梦想，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行为到底是不是错了，我不知道我想得到的“圆满”还有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我开始迷茫了。再三犹豫之后，我跟其他功友说：“我想回家，我想去看病。”当胡某知道我的想法以后，怕我出去后把这里的事泄露出去，再三警告我不能随意出门，并让其他功友“照顾”好我，密切关注我的行动。他们还背着我暗中商议，轮班监视我。就这样又过了十几天，中途，我也想过逃跑回家，但在功友的监督下，我无法离开这间房子，更无法与家人和单位联系。后来我又提出回到老家去治病，远离北京，这样我就不会泄漏他们的行踪，他们就安全了，但这种想法也被那几个功友否决了。胡某强调现在形势的严峻性，执意让我留下来，还说组织需要我。

　　意识到我回家心切，他们对我的监视从暗中变得公开化，每天都有一个人跟在我的身边，专门盯住防止我逃跑。我的人身自由受到严密的监控，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一次次地用李洪志的“经文”来教诲我，让我查找自己身上的邪恶，尽快消除身上的业。虽然这样，我的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到后来，我几乎每天的大半时间都躺在床上。在不断沉思中，我渐渐明白了练习法轮功不但治不好我的病，连我自己也深陷其中，成为一个受害者。我后悔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自己的亲人，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将自己身陷绝地。

　　在强烈的求生欲望的支撑下，我在不断寻找着逃出去的机会。一个月后的一天，功友都外出发放传单，放松了对我的看管。我从窗户缝里看到外面有保洁员在打扫卫生，在其经过门前时，用力砸门，引起了他的注意。我把他叫到门前，肯求他救我出去，好心的保洁员报告了当地的社区居委会，找来民警后，我才成功地被解救出去。回到家后，我被直接送进了医院。这时，家人并没有嫌弃我，每天悉心地照料我，更让我觉得惭愧。经过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在亲人们的关怀和照顾下，我的身体逐渐恢复了过来。

　　几个月的离家生活，我背弃亲情，在功友的指使下日夜埋头工作，在生病的情况下被功友们拘禁，导致身体状况不断恶化，险些害了自己。功友们的所作所为，使我逐渐认清了法轮功及李洪志的真实嘴脸，李洪志一直要求我们“真、善、忍”，要求自由练功，而我却被他们限制人身自由五个多月，我好后悔没有及早醒悟。

　　当初的我是多么的愚昧无知，此时再多的懊悔也无法使我的人生重演，如今我已彻底从恶魔的深渊中解脱出来，可以像以前一样与家人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一起而不再东躲西藏。但愿与我有同样经历的法轮功练习者从我的亲身体会中吸取教训早日走出噩梦回归社会，早日回到期盼我们回家的亲人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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