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朴红权，朝鲜族，1971年10月出生，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人，1990年考入白求恩医科大学（现更名为吉林大学医学部），1995年被分配到延边第二人民医院儿科。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爸爸妈妈都是教师。尽管我从小体弱多病，但我学习成绩非常好。如果不是高考前夕我突然生病，我也会像哥哥一样考一所更好的大学。

　　当我以第二志愿被白求恩医科大学录取后，不少亲属和朋友向我祝贺，而我却一点也乐不起来，不吃不喝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天。我想复读，但是爸爸妈妈不同意。他们认为，白医大好歹也是卫生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我从小身体不好，学医正适合我。就这样，我不情愿地来到了长春。

　　大一下学期，爸爸因肝癌病逝。

　　爸爸的病逝，激发了我学医的热情。我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当一名好大夫，救治像爸爸这样的病人。大学5年，我学得很苦，成绩也名列前茅。为了对妈妈尽孝，我放弃了保研的名额，也舍弃了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决然地回到老家延吉市。

　　参加工作后，我才发现当一名好大夫实在是太难了。

　　延边州虽然地域不小，但人口并不多。坐落在延吉市的延边医学院附属医院（现更名为延边大学医学院，又称延边医院）的医疗水平远远高于我们二院，很多患者宁愿在那里排着长队慢慢等待，也不愿意来我们二院就诊。二院的患者本来就少，我又在儿科，患者就更少。另外，科里有那么多教授、副教授，患者来了也是找他们就诊，根本就不把我这样的小大夫看在眼里。

　　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反差，没有促使我发愤图强，强练内功，而是选择了放任自流，用喝酒、打牌打发无聊的时光。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接触法轮功的。

　　第一次听说法轮功，还是妈妈告诉我的。

　　李洪志曾经在1994年到延吉市传过功，延边州的法轮功辅导站不仅负责延吉市，还管辖着延边州的另外7个县市及14个林业局，法轮功习练者众多。爸爸去世后，百无聊赖的妈妈就一头扎进了法轮功里。妈妈担心我生活没规律，时间久了把身体拖垮了，就劝我跟她一起习练法轮功。碍于妈妈的絮叨，我参加过几次法轮功的晨练。尽管练功点上以老年人居多，而且一脸的严肃和虔诚，但是晨练我还能够接受。但天天晚上的“学法”，我就觉得有些乏味。一来没有时间，每周我有3个夜班，不值班的时候还有应酬和约会。二来“学法”形式有些呆板，内容也枯燥，一本《转法轮》大家轮着念，像和尚念经一样，我总觉得没劲。

　　见我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样子，妈妈埋怨我不精进，说我上不了“层次”。每次我都一笑了之，时间久了，妈妈也就懒得管我了。

　　真正让我走进法轮功，并沉迷其中的，是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同学金明。

　　我俩是一起考上的大学，他读的是吉林建筑工程学院。我俩是同学，是老乡，还在一个城市读书，自然就成了形影不离的铁哥们。只是他比我早一年毕业，分配到了延边州公路设计院。

　　1996年3月的一天，我值夜班，百无聊赖的我打通了金明的电话。我俩聊着聊着便鬼使神差般地聊到了法轮功。他对法轮功的认识跟我妈妈差不多，什么不打针、不吃药，修来世、得福报，上层次、求圆满等等。我记得当时还反驳他说，都不打针、不吃药、不去医院，还要我们这些大夫做什么。他埋怨我说，亏你是学医的，难道不知道气功治病的道理？他还举例说他们练功点上有一个功友曾经是肝功大三阳，练了2年功，就阳转阴了……

　　这个实例，击中了我的要害。

　　我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这是我难以启齿的一个秘密，也是我的痛处。我是学医的，我当然清楚迄今为止，尚没有彻底治愈乙肝的药物。但我也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终有一天会有这样的药物问世。既然练习法轮功有这样的奇效，我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呢？耳听是虚，眼见是实。我想亲眼见一见那个人。

　　第二天一下夜班，我便着急忙慌地直奔金明的工作单位。他也不忌讳同事的存在，一见面便跟我说起了法轮功的诸多好处，劝我跟他一起习练法轮功。我最关心的就是法轮功治乙肝的事例，我央求金明带我见一下那个人。金明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二话不说就打车带我去了那个功友家。

　　那个人住在二楼，开门的是他妻子，我们进屋的时候他还在床上打坐。

　　一说起练功的好处，那个人便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我跟他要化验单，他给我找了几份，我一看上面都清清楚楚地写明是大三阳。他解释说那都是以前的，他看过西医，也吃过中药，每个疗程下来，他都化验一次，但都没有疗效。练功不到2年，就彻底阳转阴了。我跟他要现在的化验单，他笑着说我死心眼。以前人都快死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现在啥状态，自己最清楚，根本用不着去化验。再说了，如果去医院，就会“业力”回升，一切老病都找上门了。

　　见我将信将疑的样子，那个人的妻子和金明都在一边帮腔说好话。说他说的都是实话，他以前不仅仅有肝病，心脏和气管也不好，上二楼都费劲，现在可倒好，一口气就能爬上帽儿山。帽儿山就在市里，我也爬过几次，每次都累得气喘吁吁。

　　他们的话，彻底打消了我对法轮功能治病的怀疑。

　　做什么事情就怕先入为主。只要产生这种心理，你就会不加鉴别和戒备地全盘接受其思想和观点。我就是以这个心态走进法轮功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修炼，我明显感觉食欲强了，精神头足了，于是我越发精进了。烟不抽了，酒不喝了，应酬也几乎没有了，就连我应该值的夜班，也是能串就串，能推就推。

　　院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担心我因此荒废了业务。他们几次找我谈话，鼓励我考研，督促我写论文。我权当耳旁风，根本不听。院领导见没有效果，又劝我去北京进修，我生怕耽误练功，便一口回绝了。

　　由于我年轻，学历高，职业又好，主要是因为我练功用心，大伙儿便推举我为学法小组小组长。一改以往学法的呆板和枯燥，我组织功友们开展学法大讨论，交流练功心得和体会。先是大伙儿说，我做总结。大伙儿当然每次都是对法轮功歌功颂德，我每次总结得也是心潮澎湃，这些都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表现欲和权力欲。为了谋划好每次学法活动，我即便给患者看病的时候，脑子里也不时地闪现出法轮功的一些事情。

　　为了便于功友们深刻领会法轮功的精髓，我主动协助延边州法轮功辅导站站长金善玉将汉语版的《转法轮》翻译成朝文版。在辅导站的授意下，我经常到各个练功点上介绍练功体会，主要是从医学上讲授练功的好处。为了增强说服力，我自吹自擂地说自己的乙肝也练好了。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还在医院里开出了假的化验单。现在想来我当时的确很可笑，我就在医院里工作，随时可以化验肝功，但我宁愿相信李洪志，也不愿意相信科学。

　　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感到万念俱灰。我不理解，不接受，甚至对政府产生了怨恨。

　　医院的院长、书记几次找我谈话，让我放弃法轮功，我根本不听。市里和街道的领导把我送进了心理矫治中心，我更是不能接受。先是绝食，后是沉默，再是抗争。反邪教志愿者一说起法轮功的不是，我就跟他们辩论，把他们气得没有办法。他们找来了我的亲属，试图感化我，但这些对我都不起任何作用。

　　眼瞅着15天的学习班就要结束，听说还要接着教育我，我有些害怕了。为了着急回家，我写出了不进京、不集会、不串联、不练功的保证书。其实，我的保证书是假的，目的就是早点回家。回家后，我更加肆无忌惮地从事练功、学法、集会、串联等非法活动，生怕被别的功友落下。

　　为了“上层次”，求“圆满”，我按照李洪志“经文”的要求，积极从事“护法”、“弘法”活动。

　　我在城郊租了一所民房，买来了电脑、打印机、缩印机等印刷设备，我白天晚上吃住在那里。我还找来了十几个以前的功友，给他们每个人分了工。我负责收集信息，把道听途说来的政府镇压迫害法轮功人员的情况以及政府部门从事处理这项工作人员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情况，汇集整理。金明微机学得好，能突破政府对明慧网的封堵。他负责上传下载法轮功信息，并编辑成册。其他几个人分别负责印刷、散发和邮寄。尽管我们昼伏夜出、小心翼翼，但在2001年3月的一天，我们还是被公安机关在出租屋里逮了个正着，自己还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如今，彻底醒悟时，面对过去真是懊悔不已。在法轮功里懵懵懂懂地痴迷了15年，我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法轮功能治病，什么不打针、不吃药，什么业力回升，一切都是流氓骗子的伎俩；什么层次、什么福报、什么圆满，一切都是画饼充饥的谎言。相反，我失去了很多很多，工作没了，40多岁的人只能一切重新开始。

【责任编辑：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