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闵春花，51岁，初中文化，系湖南省会同县装卸公司家属。丈夫阳运甫，系会同县装卸公司下岗职工。我患有严重肾炎、子宫内膜炎等疾病，丈夫患有慢性肾炎、坐骨神经痛等疾病。早年，为治病，夫妻俩找过不少的医院和诊所，花费了4万多元，但身体病症始终未见明显疗效。为此，我夫妇俩一直感到很痛苦。1998年5月20日，我在县公路管理站凌华（法轮功人员）的介绍下为了祛病健身而开始习练法轮功。
刚参加练功时，见“功友”们相互之间都很亲热、很友好。后来看《转法轮》，发现里面讲的也是修“真善忍”、叫人“做好人”。还说能为人祛病健身，甚至能“上层次”和“成佛成仙”。开始我没想什么成佛成仙的事，只想自己和丈夫的病早日好。当我看到自己的身体有所好转时，就立即将丈夫拖到练功点参与习练法轮功。就这一举动，害苦了我一家。
习练法轮功我非常投入，花费数千元购买了《转法轮》等全套资料，以及李洪志的画像、练功服、练功垫、护身符等全部用品，每天坚持到练功点去听课和练功。早年，由于自己没有工作，为了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在县城开起了第一家“便民快餐店”。因为要做生意，我夫妇俩每天凌晨3时就起床，在练功点练到早上6点回家。由于白天的工作比较重，加之睡眠时间严重不足。所以，有时凌晨3点不能按时起床参加练功。为此，家里还专门买个闹钟，定时起床参加练功，从不间断。
在练功点感觉气氛特别好，相互之间问寒问暖，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加之每天坚持锻炼。所以，一段时间过后，我感觉自己的病症明显减轻。在心得交流会上，我和丈夫都讲法轮功治好了自己的疾病。至此，我们坚信这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我们高兴得不得了，认为自己有救了，我夫妇俩特别感谢“师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是自己调整心态和加强锻炼的结果，更没有想到李洪志是一个大骗子。由于对法轮功的好感，所以学法练功也就更加“精进”。
为了使自己的疾病早日彻底好，我们严格按照“师父”讲的去做：
比如“师父”讲修炼法轮功要“不二法门”。我们就将家里其他的书籍烧的烧、卖的卖，全部都处理掉。平时也不看其他的书籍、不看报纸，甚至连电视也很少看。也就是说，尽量不接触法轮功以外的其他信息。
“师父”讲要“放下名利情，圆满上苍芎”。我们对快餐店的生意就不当回事，服务质量也每况愈下。满脑子想的都是法轮功的东西，走路也想，睡觉也想，就连在快餐店炒菜时也在想。有时炒菜忘了放盐，有时把味精当盐放，有时又把盐当味精放，每天精神恍惚。这样一来，没多久，快餐店就“关门大吉”了。
“师父”还讲：“放下执著就是神，放不下执著就是人。”还在《转法轮》中讲：“人就是为这个情而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都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正是受了李洪志上述妖言的蛊惑，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做蠢事。如习练法轮功之前，我对儿女疼爱有加。习练法轮功之后，就没把年幼的儿女当一回事，对他们的生活和学习不闻不问，导致他俩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回家。习练法轮功之前，我对父母很孝顺。但习练法轮功之后，我就很少去父母家，更谈不上对父母的关心。父母经常说我习练法轮功之后像变了个人似的，变得没有人情味。
“师父”讲要“去执著心”，刚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是“执著心”，就在心得交流会上问“功友”。“功友”告诉我：“执著心”包括对名利的执著、对情的执著，还有显示心、高兴心、想成佛成仙、想祛病等等都是“执著心”。当时我就想不通？我习练法轮功的目的就是为了祛病健身，这个“心”也要去掉？那我还练什么？我很不理解。但当时不敢多问，多问就怕别人说自己“悟性”差。还怕得罪“师父”，怕“师父”把“法轮”收回去，病又回到身上。
1999年7月22日，政府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并依法予以取缔。当时我就想不通。我想：法轮功是“修心性”，是修“真善忍”，是教人“做好人”，又能帮助人祛病健身，自己的病治好了，已经偿到了甜头。这么好的功法政府为什么要取缔呢？为了“师父”的名声，我走街串巷，逢人便说政府不了解法轮功，冤枉了法轮功，取缔法轮功是错误的。
为了给“师父”鸣冤叫屈，我于2000年12月3日，先后跑到本县广坪镇广坪村和林城镇镇中学、镇机关等地散发法轮功资料。仅散发资料我觉得做得还不够，一心只想进京、进省城“弘法”。满脑子每天“悟”的就是以什么方法去散发资料、去向人“讲真相”。
2000年12月20日，我和凌华等11名“功友”动身前往北京“弘法”“讲真相”。途经张家界车站转车时，被当地警察截获，后被会同县警方接回进行教育。由于自己非常顽固，不肯承认错误，于2001年1月17日被劳动教养。
在劳教期间，民警对我进行了法制政策教育，观看了《李洪志其人其事》、《天安门自焚事件真相》、《理解万岁》、《李昌、姚洁访谈录》等反邪教专题片。自己的思想出现了转化迹象，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碍于管教干部的情面，我就写了“三书”。后来，由于我的肾炎病发作，就被保外就医。
但由于自己当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所以出所后不久，在当地法轮功痴迷者的鼓动下，我的思想出现了反复。加之自己担心转化后会神形俱灭。当时还认为肾炎病发作，是“师父”故意安排“考验”自己的。于是在2002年3月10日，我书写“忏悔书”发往明慧网。申明自己在劳教所写的“三书”作废，在劳教所的转化不算数，并忏悔自己对不起“师父”。同时，还表明自己今后要加倍努力练功，来弥补自己在劳教所的“过失”。这封“忏悔书”被会同警方获悉后，连同自己其他的违法行为被发现。所以，在2002年4月24日再次被劳动教养。
期满解教回家后，我被送往当地心理矫治中心学习。在中心学习期间，帮教老师反复给我讲解邪教的危害，帮助我分析自己痴迷法轮功的症结所在，尤其是自己为什么转化之后又接连出现反复的原因？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反思，我将过去李洪志讲的“悟”视为“邪悟”，对帮教老师提醒我自己冷静思考视为“醒悟”。也就是说，过去的“邪悟”，主要是围绕着自己如何“上层次”、“长功”？如何想方设法去“讲真相”？如何“向内找”使自己的行为合乎法轮功的要求？以期达到自己的早日“圆满”。而现在的“醒悟”，是用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去想问题，是自我独立地分析事情的对与错。
醒悟后，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认真地进行了分析和思考：
我在内心问自己？习练法轮功之前，自己是善良的，习练法轮功的目的也是为了祛病健身。而后来做的却是传《九评》、劝“三退”、宣扬“天灭中共”、抹黑中国政府，这是为什么？假如李洪志一开始就宣称：凡修炼法轮功就必须反对中国党和政府，必须割舍亲情和抛弃家庭，那我肯定不会参与。还有习练法轮功之前，我一家人和睦相处，与周围邻里关系非常好。但习练法轮功之后，不仅与父母的关系闹僵了，还因为自己的违法行为，害得父母和亲人为我担惊受怕和伤心流泪。再说，习练法轮功之前，我一家4口（我、丈夫、一儿一女）都是模范的遵纪守法者，谁也没有任何人生污点。而习练法轮功之后，我先后两次被依法劳动教养，多次被拘留。丈夫也是多次被拘留。此外，练功之前家里积蓄数万元，而练功后家里徒有四壁。练功之前儿女学习成绩双双在班上名列前茅，练功后学习成绩都很差，甚至连初中都毕不了业。想到这一切，我的内心非常痛苦！
此外，我对法轮功的“做好人”、“救度世人”和“圆满”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李洪志口口声声讲要弟子“做好人”，其实不是这回事。如果谁向穷人施舍，他就说这是“执著心”，不能做；如果谁要见义勇为他就说这是“破坏宇宙的理”，不能做；谁要是挂念父母、孩子和家人，他就会说这是“被情所缠”，必须“断情”。说到底，就是要求弟子们的一言一行都要按照他说的去做，那就是“好人”。弟子们所做的一切，只有符合法轮功组织的利益，那才是“做好人”。
总之，李洪志从1992年传功至今，没有一个弟子“圆满”。有的只是有病不医、拒医拒药最终导致小病成大病、大病最后不治而病亡的惨剧，有的只是自杀、自焚、杀人等人间悲剧的发生。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的所作所为，明摆着的是害人性命、祸害家庭和社会。
通过心理矫治中心心理老师的帮助教育，使我对自己修炼法轮功十二年来的所作所为、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发生的事情，认真地进行了反思。我深深地认识到：过去在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的精神控制下，按照邪教组织的要求去做，那是真正的“邪悟”。因此，尽干一些害国害家、害人害已的蠢事。现在，在反邪教人士、心理老师的帮教下，我恢复了理性和辨别能力，那是“醒悟”。所以，使我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和李洪志的骗子嘴脸，并毅然做出了决裂邪教、回归社会的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