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许丰，今年三十八岁，是潜江市中心医院感染科的一名医生。妻子温柔贤惠，4岁的儿子长得虎头虎脑、人见人爱，一家人过着幸福平实的生活。

　　谁也不会想到，在我幸福生活的背后，曾经有过一段荒唐的修炼法轮功的经历。

　　1996年，我从湖北医科大学（现为武汉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在这家二级甲等医院工作，虽说医院里大学生很多，但由于我毕业于重点医科大学，还是受到了医院领导的格外重视。然而由于我从小心高气傲，性格内向，加之初涉社会，又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因此渐渐地就有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我的心里一片黯然。

　　在这种迷茫的状态下，我接触到法轮功。一开始只是出于好奇，渐渐地，法轮功所宣扬的所谓“真、善、忍”引起了我的共鸣，后来受李洪志“修炼法轮功可以使人功德圆满，可以升天”的蛊惑， 中毒越来越深，以为找到了心灵的家园、精神的寄托。

　　从此，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将以前购买的大量业务书籍全部扫地出门。每天除了应付性地上班以外，其它时间都挤出来学习“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功。每天早晨，我和功友们聚集到南门河游园的练功点，播放李洪志“讲法”的录音带、诵读《法轮大法义解》，然后打坐练功，交流学习体会；晚上，我就在家里“学法”、做笔记、写学习心得，满脑子里只有“师父”、“经文”、“圆满”这些东西，对其它的任何事情不再关心。

　　由于我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学法”、练功，对工作不思进取，有几次差点引发医疗事故。1997年8月4日，我在门诊值夜班时来了一个因外伤需要清创的病人，为了节约有更多的时间“学法”，我没有在术前对患者皮肤和创口进行规范的消毒，致使病人术后感染差点铸成大错。

　　1998年，我由门诊部调到住院部工作，每天接触的都是一些病情较重的病人。面对他们的痛苦，我想到的不是怎样为他们治疗，减轻他们的痛苦，而是向他们宣扬法轮功的那套歪理邪说。我对他们说：“人之所以会生病，是身体周围产生了‘业力’所导致的，现在在医院治病也只不过是把你的病往后推一下，‘业力’根本就没有动。真正能够彻底把你这个业消掉的，唯有修炼……”医院领导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非常震惊，特别是一直看好我的老院长更为我感到痛心和忧虑，多次找我谈话，我却没有丝毫的不安与内疚。院领导觉得我不适宜在病房工作了，将我调到不需要直接接触病人的病理科去工作。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认为工作轻闲一些，以后正好有更多时间来“学法”。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单位领导多次找我谈心，可我根本想不通，每次都振振有词：“法轮功宣扬的‘真、善、忍’就是‘做好人’，‘做好人’也有错吗？”为了“精进”“上层次”，我专门买来电脑和打印机，从法轮功网站下载“经文”打印出来，晚上和其他功友出去到处散发。我们把这些“经文”贴到车站、游乐园等人群密集的地方，贴到市委小区、政府大院等党政机关的所在，甚至不顾危险将传单贴到高速公路的路墩上。

　　最为我揪心的是我的父母，为了让我摆脱法轮功，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找来我以前的老师、同学、朋友来劝说我，还到处托人给我介绍女朋友。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打动我，我把这些当作是对我的考验。面对老父亲一次次苦口婆心的劝说、老母亲一次次苦苦哀求的眼泪，我不仅没有醒悟，还把他们看成是干扰我练功的“魔”。2000年8月的一天，我母亲在承受了长期为我担心的精神痛苦后病倒了。那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里打坐练功，父亲急冲冲跑来对我说：“快！快把你妈送到医院去，她昏倒在厕所里了！”我无动于衷地对他说：“修炼就得在磨难中修炼，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老父气急败坏地打了我一个耳光说：“你怎么这么无情无义啊，她可是你的母亲！”我说：“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一个人的真正生命是元神，生你元神的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面对我的冷酷，老父绝望了……法轮功已经让我丧失了最起码的同情心、怜悯心，我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2001年10月，社区的反邪教志愿者们在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对我非常关注，他们经常找我谈心、聊天，耐心地帮助我分析李洪志歪理邪说的欺骗性及社会危害性。有一些志愿者以前就是法轮功的习练者，他们更是用自身的经历来现身说法。面对这些活生生的事例，我对自己的行为开始了反思：这些年来，为了练功，在事业上我放弃了追求，让单位领导感到头疼；在家庭里，我让父母为我担惊受怕，牵肠挂肚；昔日的同学，如今都事业有成，买房成家，而我为了追求所谓的“圆满”，如今还是孤身一人和父母挤在狭小的房子里。我所追求的“圆满”到底在哪里？在志愿者们不厌其烦的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剖析，我终于在迷途中清醒过来……

　　从法轮功泥潭里走出来后，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以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医德赢得了同事和患者的好评，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曾经无数次向往的幸福美满的生活在远离法轮功后终于不期而至。

当事人工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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