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年轻时容易冲动犯错误。13年前，我还在江西宜昌学院上大学时，误信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做了一些荒诞至极的事，现在想来，简直是不可理喻，恍如隔世。

　　我叫郑贤祥，今年35岁，浙江开化人，现在开化一公司就职。1998年，相对于高中紧张的学习生活来说，步入大学后我感到轻松了许多。那时法轮功被当成是气功，在我们学校颇为流行。听一些法轮功练习者介绍说练此功可祛病健身，如练得好，就能“得道圆满”，想要什么伸手即来。我自小爱看武侠小说，一脑门子向往神功异能，便买了《转法轮》和练功磁带，随同校园的练习者一起打坐、练功。

　　说实话，现在看来《转法轮》的内容很多是不可理喻的，但那时刚接触时，许多东西是很诱惑人的。是这些玄而又玄的“理论”迷住了我的心窍，尤其是看了李洪志小传里的“神奇”故事，使我整个人变得异常兴奋，很快就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我白天上课，晚上在寝室打坐练功，一练就是两三个小时。一段时间后，我自认为是修炼之人，与别人已有所不同，为更突出这点，我决定用心钻研“法轮大法”，并主动用《转法轮》中的标准规范自己生活中的一切思想和行动。

　　1998年寒假，我在家每天打坐练功三四个小时。一次在打坐练功时窗户没关好，受了风寒，发烧至39.7度，父母把昏昏沉沉的我送到乡卫生院挂针。醒来后，我一看自己躺在病床上，脑瓜里马上闪过“师父”说过的话，“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都是业力所致。只有消业才能上层次，从而走向圆满”。我想我是一个修炼人，有“师父”管，不应该有病，自己的病定是因修炼不够造成的。我相信“师父”会向我伸出援救之手，打针吃药就是把“业力”往回压，将来还得翻出来。于是我迅速把针头拔掉，坐起来打坐练功。父亲见状立马叫来医生给我重新挂针，我死活不肯，还觉得他们是在阻挡我“消业”，干扰我修炼。父亲见我神魂颠倒的样子，想着自己辛辛苦苦培养了个大学生儿子，书不好好念，却练什么法轮功，气不打一处来，扇了我两个耳光。我奋力推开父亲，跑出了医院。

　　父亲的两记耳光非但没让我警醒，反而觉得这是“师父”在考验我，点化我，帮助我提高心性。我一边练功，一边接受《转法轮》中关于“真、善、忍”、“一举四得”、“业力的转化”等论述的心理暗示，自己觉得这样过得很充实。我相信“师父”说的：“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还业债。”认定只要照着李洪志说的去做，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似乎好日子就在前头。

　　自1999年3月开始，在强烈的心理暗示下，我时常会出现幻觉，看到“师父”盘腿坐在莲花上，微笑着向我招手。我变得精神恍惚，时儿独自发笑，时儿自言自语，还经常半夜兴奋地叫醒同寝室的同学，对他们说：“我看见师父了，师父就在我身边，我肚子里有‘法轮’……”几位同学以为我得了精神病，晚上都不敢回寝室睡觉。

　　我想出现这种景象是因自己“精进”练功“师父”来召见我了，便愈发勤奋和执著，整天沉溺于修炼法轮功，学习全然不顾。1999年4月中旬的期中考试，我考的每门课程都在全班倒数第一。班主任找我谈话，劝诫我不要再练功了。我表面上应允，但心里想的是只要修炼成了“佛道神”，还要大学文凭做什么？“圆满”比拿一张大学文凭要强上百倍！

　　班主任为让我尽早迷途知返，与我父亲在电话里进行了细致交流。得知我因痴迷法轮功成绩一塌糊涂，父亲情绪异常低落。1999年4月底的一天，父亲骑自行车去开化县城做工，因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事，恍惚中被一辆手扶拖拉机撞伤，导致第十二胸椎压缩性骨折，在医院治疗了两个多月。对此我非但不管不问，还说父亲是因为阻止我修炼得到了报应。

　　1999年7月政府取缔了法轮功，我心里很抵触。老师和同学劝我不要练了，迫于形势和大环境的压力，我表示不再练，但私下里与功友从网上下载、复制反宣品，晚上多次到小区的居民楼做贼似地散发法轮功宣传资料。

　　1999年8月12日的晚上，我往开化县城振兴路的居民楼信箱内塞完法轮功的宣传资料，一不留神踩空了居民楼四楼的楼梯，致使右踝撕脱性骨折，当时痛得我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上衣一下子就湿了个透。我瘫坐在楼梯上，边拼命揉脚，边纳闷：自己这么虔诚地修炼，“师父”的“法身”在关键时刻怎么就不“显灵”呢？我开始对法轮功产生了动摇。楼道里的阿姨把我送到医院，经过数月的治疗与休养，我的右脚方可下地。

　　正当我开始对法轮功产生迷茫时，学校为了挽救我，及时请来了反邪教志愿者。他们用真实案例来帮助我分析法轮功的欺骗性和邪教本性，让我在李洪志精神控制下扭曲的思维慢慢回归了理性，认清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骗人的真面目。学校还为我安排了补课事宜，最终使我完成了大学学业。正是这么多好心人无怨无悔的付出，让我看到了人间的真爱和人性的光辉，这是我在法轮功标榜“做好人”的世界里从来没经历过，也没体会过的。

【责任编辑：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