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任彦军，现年37岁，河南省禹州市人，原是一名中学教师。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同做了一场梦，至今想起不寒而栗。

　　1996年7月，经人介绍我接触了法轮功。很快，我被法轮功“做好人”，“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等吸引。不到两个月，可能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吧，我自觉神清气爽，身体轻松，原来经常令我苦恼的鼻塞症状也消失了，我感到练法轮功有效果。与法轮功练习者的交流中，功友们讲述了许多自己练功后的神奇体验，更增强了我学练法轮功的信心与决心。到了1997年初，我就完全实心实意地投入到法轮功的修炼之中。

　　我原本是重事业和家庭，追求上进的人，爱岗敬业，踏实肯干，业务能力和工作成绩都不甘人后，很受单位领导器重。诚心练上法轮功后，我遵从李洪志“放下名利情”的教导，对工作成绩不看重了，教学工作不专心了，教研活动不用心了，业务书也基本不读了。时间和精力重点就放在法轮功修炼上了，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练功，晚上“学法”练功至深夜十一、二点，常年坚持，冬夏不变，为了修炼“勇猛精进”，有时甚至全天通宵用来练功、“学法”。原本事业第一的我，现在成了修炼第一。

　　依照李洪志的理论，我除自己精心练习法轮功外，还积极四处传播法轮功。热心地向父母、亲戚、朋友、同事等讲述自己练法轮功的神奇体验，引导他们去练习法轮功，我利用节假日参加法轮功的“弘法”交流活动，经常去禹州市体育场、广场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借机宣传法轮功，每年的春节假期，我不去走亲访友，享受年节的喜庆，亲情的温暖，几乎全用来参加法轮功集体活动了，五一节、国庆节、暑假等更是我不可放过的“弘法”时机。为宣传法轮功我还积极地出钱出物，薪水不多的我省吃俭用，节约的钱不去用于孝敬父母，置办家具，几乎全都购买法轮功资料。我自费购买了两部放像机（索尼牌）、6部磁带播放机，用来义务宣传法轮功。其它购买《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用品，免费送人更是不计其数。细算一下，每年我为法轮功活动投入资金占我个人收入一半左右。

　　我在多次劝说父母练功无效后，就觉得他们正是“师父”说的“悟性差”，是“无缘”的人，就不愿和父母多说话了。生活中的那些事儿，都是练功人应该放下的，我一点儿也不愿去谈。父母看到我为练法轮功倾注了大量精力，工作懈怠了，家里什么事也不管不问了，亲戚朋友不去走访，电视报纸也不看，与以前相比就像“变了一个人”。“整天不知道一个人忙活点儿啥？”于是，父亲开始阻止我练法轮功，要求我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放到家里来。”我认为这是“魔”在干扰我练功，就明确告诉父亲，“不行！办不到！”父亲骂我是“鬼迷心窍”，气上来动手要打我，被母亲拉走了。我记得这是1998年的五一假期第三天，从此，我们父子的关系就紧张起来，家庭里的祥和气氛也没有了。母亲和妻子虽然不忍正面劝我放弃练功，可也在背地里暗暗伤神叹气，流眼泪。

　　1999年“4·25”事件不久，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面对这一切我不理解，不接受，但不得不终止公开的法轮功活动，我在家坚持练功，并依照李洪志“经文”要求四处活动，“讲真相”，说“练功做好人，没有错，是国家搞错了。”父亲见我与政府对着干，不愿眼睁睁看着儿子把前途毁在法轮功上面，就在1999年8月25日晚上（那一天是我奶奶的寿诞日），父亲再次与我严肃谈话，语重心长地劝我“要为全家人着想，为自己着想”，放弃练习国家禁止的法轮功。怀着一定要“圆满”的美好愿望，父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父亲气得大发雷霆，砸碎了我的练功磁带，烧毁了我的法轮功书籍，生平第一次打了我，还恼恨地说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母亲与妻子也多次采用不同方法，试图让我放弃练习法轮功。不管家里人怎么反对，我还是坚持要练。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师父”对我的考验，看我对法轮功修炼的态度坚定不坚定，能不能放下人间的这个“情”。全家人面对我的固执与无情，痛心不已，却无可奈何。

　　2000年6月16日下午，正值我妻子怀孕5个多月需要丈夫照顾的时候，我却听从李洪志的指示，连对家人招呼也没打，就抛家舍业奔赴北京天安门去上访“护法”了。全家人失去我的消息，在痛苦与担忧中四处寻找我。几十天我音信皆无，不知死活，父亲又气又急，竟患上了三叉神经疼，经常疼痛得吃不下饭，睡不成觉，痛苦得直掉泪，直到现在还没治好。母亲、妻子痛不欲生，流泪不止，夜夜难以入眠。全家人饱受煎熬，度日如年。后来，我被遣返，全家人费尽周折，苦苦劝我脱离法轮功。但我不听任何人的规劝。父亲整日与我不说一句话，甚至不拿正眼瞅我。母亲也经常看到我就长吁短叹直摇头，一年之间头发几乎全部白完，全家都笼罩在一片阴郁之中，妻子挺着个大肚子委屈得直掉眼泪。

　　全家人都因为我而痛苦不堪，而我全然不顾，并且采取隐蔽的方式去做李洪志安排的“三件事”，每天都是起早睡晚，摸黑挨家挨户散发法轮功反迫害的“真相”光盘，资料传单，挂横幅写标语……每天都是疲于奔命，活像是上了发条的机械人！

　　然而，我如此虔诚修炼，并得到“师父”“法身”的保护，最终我还是因违反法律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在社会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2006年5月底，我不再仅仅从李洪志的说教中去认识问题、考虑问题了，而是站在另一个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去想。我渐渐清醒地认识到：李洪志这些年许诺的话从没有实现过，法轮功练习者练功死亡的、伤残的、被捕判刑的有多少人，没见他保护一个。我终于从李洪志的欺骗中醒悟了。然而，我给亲人带去的伤害，至今让我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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