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何凤英，46岁，广东省连州市人。我练习法轮功十多年来，像飞蛾扑火一样疯狂地信奉李洪志。一直沉醉在李洪志抛出的“消业”、“圆满”的毒苹果里，丝毫不顾及家庭和孩子，不仅失去了常人应有的情感，而且亲手毁了一个原本幸福安宁的家。

　　1996年，我与丈夫结婚，婚后家庭经济虽不宽裕，但两人相敬如宾，非常和睦，日子过得清贫、快乐。因患有高血压，我经常要打针吃药。1998年3月，我怀孕了。得知这一消息，我又惊又喜，喜的是我要做妈妈了，但又很害怕孩子会受药物影响。由于受父母“有儿是福，养儿防老”封建思想的影响，我非常渴望能生一个男孩。就在我内心纠结的时候，同乡黄秀连向我介绍法轮功可以祛病健身、“做好人”，说李洪志有“大神通”可以保佑练习者心想事成。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买了一本《转法轮》，并经常去练功点练功“学法”。由于有规律的锻炼加上心情放松，我自己觉得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于是坚持每天凌晨4点多去练功点练功“学法”。11月份，我的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全家人都很高兴，我把儿子的出生全部归到李洪志身上，认为是自己潜心修炼带来的福报。从此，我错误地把李洪志当成神，对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深信不疑，言听计从。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当时很不理解，心想这么好的“法”国家怎么会取缔呢，一定是国家搞错了，早晚会纠正过来，我可千万不能放弃。因此，我不但没有停止练功、“学法”，还继续和功友一起交流练功心得。由于我文化低，很多“经文”不会读，看不明白，我就让功友来教我读，给我讲解，劲头十足。丈夫对我练功这件事情非常反对，他不让我和功友交往，还把我练功的书和李洪志的照片丢掉。但我却整天想着“上层次”、“做好人”，为自己“消业”，反而认为丈夫的反对是干扰，把丈夫一次次的劝告当成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我认为丈夫是“常人层次太低”，渐渐地开始了争吵。一个原本幸福安宁的家庭渐渐地被摔盆摔碗的声音给搅乱了，丈夫也在一声叹息中与我有了隔阂。

　　为了报恩、追求更高的“层次”，儿子出生后，我就一直把他当成李洪志的小弟子。儿子才一岁多时，我不顾天寒地冻，长途跋涉，带着儿子去北京“正法”。一路上，儿子饿了就给他吃几块番薯干、面包，渴了就给他喝冰冷的矿泉水。旁边的好心人看见我大冷天的给儿子喝冰冷的矿泉水，都纷纷劝我，说这样会把孩子的胃弄坏的。我当时心想：这都是她们猫哭老鼠假慈悲，一定是他们嫉妒我的儿子有李洪志的“法身”庇护，故意胡说八道。于是，对路上好心人的劝说置若罔闻。儿子吃不饱、睡不好，一双手脚冻得又红又肿。我不但不给儿子保暖，还认为儿子身体好又有“师父”“法身”的庇佑，一定没事。正因为我的无知和愚昧，儿子染上了风寒，一直高烧不退，还反复呕吐、咳嗽，最后由风寒加剧成支气管炎，不得不上医院打针治疗。

　　儿子三岁多时，我就向他灌输李洪志及法轮功的理论，教他练功，还以“救人”的名义时常半夜带他去散发资料。夜晚到处一片漆黑，加上我又做贼心虚，常常是一见有一丝风水草动，我拔腿就跑。儿子常常被吓得浑身发抖，紧紧抱着我的脖子。作为母亲本应给孩子一个美好快乐的童年，可由于我的贪婪和自私，不但没有留给孩子一个安宁美好的童年记忆，还给他的童年烙下了颠沛流离的记忆。以致他现在的性格也变得多疑和敏感，在同龄人当中显得孤僻、不合群。

　　2000年3月，功友廖永坚从李洪志《72首诗—洪吟》中悟出，我们的“业力”大，要出去西方云游修炼，要过九个游才能“消业”。于是，我与廖永坚、梁自力、陶上珍四人在四月的一天，从连州乘坐汽车去韶关再转火车到北京，后来到过陕西、甘肃、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广西等地。由于随身所带费用不多，到北京后就没有路费了，只能徒步前行。一路上，我们风餐露宿过着乞丐般的日子，饿了就去路旁的垃圾桶里或者在餐馆附近捡别人吃剩的，累了就到桥底下或者找个草垛旁边睡觉。别人看到我们浑身脏兮兮的，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不敢靠近。有好心人看我们可怜就施舍我们一些吃的，当时，我们还认为这是“师父”早就安排好了的。于是，我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胃也因为不规律的饮食而隐隐作疼。可我却固执地认为是自己离“圆满”越来越近了。

　　还记得云游经过西藏的时候发大水，我们原本打算要穿越的河，水流很大、很急，我捡来的被子都被水冲走了，当时根本无法通过河对岸。这时旁边旅游的人劝我们不要冒险，别着急，等水流小一些再过去。长时间的长途跋涉，消耗了我大量的体力，我当时又饥又渴，四肢无力，我已头晕眼花，开始出现幻影了。望着眼前急流的河水，我感觉眼前出现了一根从天上掉下的白色的绳子。我心里大喜，认为是“师父”李洪志来救我了，是“师父”在召唤我，要带我去“圆满世界”了。我兴奋极了，于是，急忙伸出双手想要去抓住那根并不存在的绳子，一双瘦若干柴的手在空中不停挥舞，谁知一脚踏空掉在水里。好在旁边的路人及时把我扶起来，还嘱咐我要当心。可我又愚蠢地认为这是“师父”借常人的嘴“点化”我们。现在想想，当初要不是路人相救，我也许早就被激流冲走了，现在已不知身在何方。

　　过河之后，我打了一个电话回家，电话那头丈夫的声音急切而激动，语无伦次地问我在哪里，什么时候回家？而我却淡淡的回答说，等“消业”完后就回家。就这样，我们在外云游了半年多，认为修炼“圆满”了就各自回家。回家时，由于长时间营养不良，我的体重由原来的150斤降到了90斤。

　　当我回到家后，发现丈夫带着孩子离开了市里租的房子。通过询问亲戚，我才知道他们回了老家。当我辗转回到那破旧不堪的老房子时，一进门看到儿子趴在地上，女儿正在从锅里装粥，粥是早上丈夫出门前煮好的，已经没有一丝热气，也看不到半点肉沫。儿子和女儿的衣服都破破烂烂的，脸上黑乎乎的，人也瘦的不成样子。当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哇”地一声都哭了，扑倒在我怀里。女儿说，自从我走后，丈夫既当爹又当妈，既要打工赚钱，又要照顾他们。由于没钱付房租，他们就搬回这所快要倒塌的老房子，因为没有钱交学费，女儿也上不起学，只能在家照顾弟弟。听到这里，我内心充满愧疚。可是我又自我安慰的想，“我们人来到这里不是来当人是来吃苦、‘消业’的。只有通过修炼，才能回到自己的‘天国世界’里。”“人吃的苦、遭的罪越多越好，让他们过好日子等于是害他们，会使他们失去往回返的机会。”想到这里，我也就释怀了，对丈夫和孩子们的苦视而不见。

　　就这样，功友再来找我时，我毫不犹豫地走出了家门。受李洪志“做好三件事”及“做一个真修弟子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的影响，我积极参与练功“学法”，还多次复印非法资料在周围居民区及村庄散发。2002年4月，我因张贴法轮功非法宣传品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回家后，丈夫很生气，把我练功的书和录音带等资料全部丢掉，不准我再与功友联系。但我不顾丈夫的反对，暗地里继续与功友练功“学法”。

　　我一直以为，我的虔诚修炼会得到李洪志的庇佑，事实却并非如此。2005年5月，我上厕所时突发高血压，跌倒在地，头皮也被划破了一道口子。丈夫听到摔倒声后冲进厕所，看见我浑身痉挛，赶紧叫了救护车将我送入医院。经过医生的抢救，我终于脱离了危险。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我开始反思，我忠心地“护法”、“弘法”，不顾家庭、不顾亲人，忍受着长途跋涉的艰辛，修炼了这么多年，更为此流离失所，可法轮功又给了我什么呢？好在家人没有放弃我，在我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得到了家人的接纳和包容。他们不断鼓励我、关怀我，支持我。在家人和社会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知道了自己曾经认为“儿子是李洪志带来的福报”的观点是多么的愚昧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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