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死去的母亲，我就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痛恨不已。二年前，我母亲因痴迷法轮功而拒医拒药，病痛到极致时还幻想有什么“师父”来救您，被可恶的病魔夺去了生命，母亲辞世时年仅53岁。

　　母亲名叫刘菊娥，1955年出生在湖北省丹江口市蒿坪镇，并在这个相对偏远的乡镇生活了二十多年。母亲虽说文化不多，但父母勤于持家，将一双儿女的户口都迁到了县城。随着我和妹妹相继成人，一家四口虽说收入不高，但在这个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鄂西北小县城里生活得有滋有味，一家子其乐融融。只是九十年代末在我们这儿兴起的法轮功热彻底打破了我们家的平静生活，自从母亲开始习练法轮功后，她一步步走向痴迷，最终让我母亲走上了不归路。

　　母亲50来岁时经检查血压有些偏高，为强身健体，她每天早睡早起，早晨起床后到火车站广场和一帮老年人一起锻炼身体，平时按时吃一片降压药，这个病对她根本没有什么大碍。可是在1998年春天，法轮功流入我们生活的小县城，我母亲听说有很多人在练功、“学法”，受人蛊惑，母亲从此练上了法轮功，每天都有每天早上五点至七点在火车站练功，晚上七点至九点在工程局体育馆学法，在现场有一些学的比较早的加入的“弟子”，还有很多“弟子”买了书、录相带、录音带和练功用的坐垫，母亲不识字，就听辅导员练一些“经文”，按他们说的照着练、听着录音“学法”。练了一段时间后，因为有规律的运动，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这更坚定了她一心练功、“学法”跟着“师父”走的决心。

　　但这只是一个诱饵。真正把母亲给害了的，还是“学法”，是李洪志的那一套歪理邪说。从祛病健身到“上层次”、“消业”、“圆满”，让母亲以为，天大的好事就要降临到她头上。通过“学法”，母亲的精神一步步被李洪志歪理邪说所控制。

　　1999年7月，国家取缔法轮功后，母亲在法轮功上级组织的唆使下，也跟着当地的一些“功友”要为法轮功“讨说法”。我们当地的辅导站站长传达李洪志的指令：“大法遭到如此大的破坏，学员如果还不动，就不是大法弟子”时，我的母亲不顾国家法令，被“功友”窜辍，结伴去省政府进行所谓的“上访”、“护法”。母亲同他们一起先乘火车到了省城武汉后，又改乘市内汽车。在前往省政府驻地的途中被劝返回丹江口。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教下，母亲似乎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但对“上层次”、“消业”、“圆满”依然心存幻想，只是表示保证不再练功，也不再上访。

　　2000年6月3日，受到蛊惑的母亲再一次跟着6个“功友”一起偷偷踏上火车到北京“上访”、“护法”。火车运行到郑州火车站时被再一次拦下，后遣返回丹江。按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母亲像着了魔似的，生怕其他功友超过她，生怕自己的“层次”上不来，多次在我们本地参与“功友”组织的“护法”、“弘法”活动。我们所在的均州路办事处与我们家人商量，决定请反邪教志愿者来帮助挽救母亲。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力图让她迷途知返。

　　大半年后，母亲不再练功，也没有再参与非法集会活动，但是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由于母亲思想上误区，一段时间后，她又开始在家里练功、“学法”，并听了一些李洪志的“新经文”。正是这些李洪志所谓的“新经文”，像毒品一样，使母亲又一次投向法轮功邪教的怀抱。在李洪志“新经文”的教唆下，母亲当时认为：自己“走错了路”，应该加倍迅速“弥补”，跟上“正法进程”。所以，母亲可笑地认为对不起“师父”，“学法”更勤了，在遇到熟人或朋友时，也会好好地“宣传”一番，抓住一切机会“弘法”、“救度世人”。更要命的是，她受法轮功“消业”论歪理邪说的蛊惑，有病不打针、不吃药。特别要命的是，以往再按医生要求每天服用一片的降压药给彻底停了。她再一次把身体上的病当作“业力”来消除，亲人的劝说她根本听不进去。

　　2008年5月，母亲在家里经常感到头晕，走路时有气无力，我们知道她的高血压病已经很危险了，想送她到医院治疗一段时间，但她对我们的话根本听不进去，对亲人有一种敌对的感觉，觉得我们是阻碍她修炼路上的“魔”，是将要被淘汰的邪恶势力。不久母亲因脑溢血而走路跌倒，神智已经不是十分清醒，但仍然听她喃喃自语，用含糊不清的语言念叨“师父救我！”，当强行送到医院时已经太晚了，终因不治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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