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毕玉祥，今年60岁，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农民，1996年开始练习法轮功，曾当过周村区辅导站的辅导员和王村镇辅导站站长。

　　我接触法轮功还是1996年的事情，当时我身体不好，肾结石、风湿性关节炎折磨的我无法出去干体力活，只能在家里照顾一下地里的庄稼。看着老伴替我出去打工挣钱，面对孩子们越来越高的学费，我心里无比自责，恨自己不能出去干活，让老婆孩子跟着我受罪。那个时候，人很消沉，没有精神，心里唯一的念想就是怎么能把病治好。

　　大概是10月份的时候，几个亲戚到家里来串门子，正赶上我犯了风湿，走起路来十分不利索。看到我这情况，有一个亲戚就对我说，现在镇上有些人在练一种叫法轮功的气功，听说练了能治病，不如你和他们一起练吧，说不定还能练出点特异功能来呢。当时家人也不太了解法轮功是个什么东西，只是听说能治病，就劝我去跟着活动活动。听了他们的劝说，我便开始练上了法轮功。

　　由于我有点文化，学动作快，时间不长就在镇上练功的人中间小有名气，“功友”都说我有文化就是不一样，不多长时间就看着有模有样了。大概是在1996年11月份的时候，区辅导站下了一个通知，说在济南要举办一个辅导员培训班，给了我们镇两个名额，当时几个练功点的负责人一合计，觉得我有点文化，去听回来也能给大家讲明白，就安排我和另外一个“功友”作为王村镇的代表参加了培训班。在培训班上听了几天课下来，我觉得以前只想着练功能练好了身体，层次实在是太低了，听到功友谈论有关“学法”的一些东西，觉得自己只是得了个皮毛，很惭愧。也就是在这次培训班上，我被李洪志说的修炼可以修成佛道神和“真、善、忍”的说辞所吸引。当时心里就下决心要修炼下去，希望早日修得“圆满”。

　　从济南回来后，区辅导站的人跟我说，这次去参加了培训班，“层次”肯定是比以前提高了，王村镇的传法就看我的了，干得好就吸收我进区辅导站。于是，我就开始一心一意地传法轮功，地也不种了，整天出去跑，王村镇四十多个村让我跑了个遍。碰巧那几个月关节炎不是那么疼，我以为“师父”果然没骗我，大法果然有效，就更加用心用力的去传法。从这以后，我在各村传法、练功、建立练功点，在我的带动下，王村镇这片练法轮功的越来越多，练功点也越来越多，后来王村镇这一片练法轮功的，基本都是我发展的，我也逐渐成为当地法轮功的骨干人物，成了镇辅导站的辅导员。我的心里是说不出的高兴，练功更勤更诚心，希望能早日得“圆满”。

　　此时，因为我不再种地，子女都上了高中，家里所有花销都靠妻子一人，而我却还时常跟妻子要钱买法轮功磁带、书籍和“师尊”挂像，家里开始反对我练功了。妻子和我吵，女儿拉着我哭，老母亲苦口婆心地劝，但我从不动摇，认为他们都是阻碍我“上层次”的“魔”。

　　1999年初，由于长期不检查、吃药，我的风湿性关节炎再次严重，家人多次劝我去医院，但我说什么也不去，认为自己这是在“消业”。“师父”说过“练功吃药就是不相信练功能治病”，要是去医院的话，不仅以前的功力就白费了，病情还会恶化，这是我“圆满”路上必须要经历的“磨难”与“考验”，肯定是“师父”在考验我，只要我忠于“师尊”、忠于“大法”、好好“学法”修炼消除“业力”，我就能真正的“上层次”。

　　3月，淄博矿务局下属企业的一名职工因为长时间练习法轮功，精神恍惚、睡眠不足，在上班时间打瞌睡，致使发生了一起机械事故。矿务局在查明原因后，在企业内部制定了一个“严禁职工参与法轮功等封建迷信活动”的规定，要求企业原先练习法轮功的职工，必须写出不再参与法轮功活动的保证才能继续上岗，否则就在家待岗。当时，矿务局辅导站成员王欣坚决不写保证书，而且到厂里闹，还鼓动其他法轮功练习者不要写保证书，继续到练功点上练功。于是，企业依据规定对王欣做出了停职处分。因为这件事，市辅导站决定到矿务局组织一次大规模“护法”活动，大家都觉得这是“上层次”和走向“圆满”的大好时机，我于是组织王村镇练法轮功的几十个人按照市辅导站的安排到矿务局门口集合。虽然当时犯了风湿病，全身酸痛，行动困难，但我还是咬牙一直坚持。

　　3月16日早上8点多开始，市辅导站组织的法轮功人员陆续来到淄博矿务局办公大楼前，大约有两千多人，把矿务局机关大楼围的水泄不通，现场一片混乱。矿务局组织来一百余人的工作人员和保安维持现场秩序，但是我们根本就不听他们说些什么，只顾着喊口号、拉横幅、打坐练功，就连周围的道路一时间都被我们堵住了。按照各自分工，我让我们片区有影响的“弟子”分成两波，一部分冲在前面，负责出面和矿务局交涉，一部分掺杂在聚集的人群中，负责喊口号、调动情绪，把现场的声势造的越大越好。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我们一直堵在矿务局门口，直到市辅导站的人把可以离开的消息告诉了各片区的负责人，我才带着自己的人回去。回来后大家都很兴奋，认为我们向“圆满”又走近一大步，一直期待市辅导站安排明天继续去“护法”，结果第二天下雨，市辅导站也没下通知，也就没再去。

　　1999年10月的时候，当时国家已经依法取缔法轮功。但我仍执迷不悟，当时我的病情越发严重，已经不能下床，全身几乎不能动弹。妻子和我大吵大闹，说“我没法和你过了，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让我们娘仨怎么活，你再练，我就吃老鼠药死了算了”。老母亲跪在床头哭着说：“儿子，别再练了，娘求你了，你想逼死我啊。”家里全乱套了，我反而有些镇静，觉得自己开始有些突破了，“师尊”说过“有魔在干扰，不让你练功”，“你要想修炼，就得断人间这个情。”看来“名、利、情”我终于断了一个了。我把亲人都认为是“魔”，不打针不吃药也逐渐不吃饭。没过半个月，迷迷糊糊间我感觉“天目”开了，天堂就在眼前，我激动万分，心想我终于“圆满”了，感谢“师尊”。而实际上是因为身体虚脱而出现的幻觉。当我再睁眼时，看到的是白色的墙壁，穿白大褂的医生，还有眼睛红肿的妻子女儿。我懵了，我不是“飞升”了吗？不是“圆满”了吗？怎么又到医院了？

　　2001年当我卧床在家，从电视里看到7名法轮功练习者在天安门自焚的新闻时，我害怕了。想起“师尊”曾经说的“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只是个人”，我心里冰凉冰凉的，人死了就是死了，哪来的“法身”保护，哪来的“圆满”，哪来的“飞天”。

　　在反邪教志愿者和亲戚的帮助下，我逐渐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恶本质，不再练了。我的病情逐渐好转，现在已经能下地干活了，乡亲看到我现在的样子，都说你总算是回来了。回想那噩梦般的五年，到现在还是心有余悸。

【责任编辑：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