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三八”妇女节，我参加单位举办的文艺活动，单位的同事代丁翠把我叫到一旁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老谭呀，搞什么文艺活动？有时间呀你还不如练练法轮功，练法轮功不仅能祛病健身，生病也不用吃药打针，能省不少的医药费，还可以修‘真、善、忍’ 提高心性。如果‘精进’，上了‘层次’还可以‘圆满’成仙。只要按照李洪志师父所说的去真修，师父的‘法身’就在你身边保佑着你，可保一家平安，永无病痛灾星。我练功一年多了，我的胃病和高血压病通过练功都练好了。”当时我半信半疑，回到家里，我把同事所说的对丈夫学说了一遍，丈夫说“你先练练看，如果效果好我再练”。就这样我抱着练练看的心理开始练功学法，利用早晚时间经常到会同农贸市场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通过半年练功学法，肝区胀痛，厌油腻、晚上睡不安稳的症状自我感觉得到了缓解。于是，我把自己练功后的感受说给丈夫听，丈夫听后也高兴地和我一起练了起来。我把《中国法轮功》、《转法轮》送到丈夫的手上，白天让丈夫自己看书学法，晚上手把手的教丈夫打坐练功，还经常带丈夫到练功点上参加集体练功，交流练功体会。由于丈夫文化基础较好，悟性较高，很快上了“层次”。 在与我交流时说：“他开‘天目’了，看到了通往天堂的路是金铺的，天上神仙住的是水晶屋，用的是水晶桌。” 听后我非常高兴，也非常羡幕丈夫如此“精进”，为了有更多的时间潜心修炼大法，超过丈夫，1999年5月我以有病为由，向公司打报告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1999年7月22日政府取缔法轮功，我非常不理解，更想不通。同年12月8日我和林华等十二名功友进北京讲“真相”，为法轮功鸣冤叫屈，还在天安门广场大肆宣扬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为了挽救我，公安人员把我和功友教育了一番后送回会同。政府的包容和宽恕我并不理会，反而错误的认为政府理亏，不敢把我怎么样。于是我变本加厉的修炼法轮功，并买来电脑和打印机，制作了《会同真言》等法轮功传单，刻制了《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的印章，供其他功友学习和散发。
2001年4月15日我丈夫脸色蜡黄，全身肿胀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丈夫有气无力的对我说：“晓春呀，不是我不相信法轮功，我这么虔诚的练呀学呀，怎么这‘业力’就消不去，病也没见好，而且越来越严重了，练法轮功怕是治不好我的病了，我看还是送我去医院检查治疗吧！”我劝丈夫说：“老杜，你不能去医院，不能打退堂鼓，不能得罪了师父，得罪了师父你的病就真的没法治了，你一定要真修下去，师父的法身一定会帮你清理体内的病业的，你先不要急, 自己发功调理一下身体,我马上去请几名功友集体发功为你治病，只要把‘业力’ 消去，你的病自然会好的。”当天下午我将林华等四名功友请到家里, 我们五人在客厅里打着盘坐, 将我丈夫围在中间,一起发功为我丈夫治病，嘴里还念念有词的说着：“慈悲的李洪志老师，快快显灵，救救大法弟子杜长元。”我丈夫被折腾了一个晚上，李洪志的法身并没有显灵保佑他。16日上午9点多钟，我丈夫实在坚持不住倒在客厅里，奄奄一息，不省人事。无奈之下，“功友”害怕承担责都作鸟兽散。我只好打电话向女儿告急，女儿和女婿赶到家中，将我丈夫送进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因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期，最终因肝硬化腹水当天下午惨死在医院。
我丈夫死后，儿女们为悼念自己的父亲设了灵堂，在灵堂上儿女们哭得非常伤心，我却没有掉一点眼泪。认为丈夫不是死了，而是修得“圆满”了。儿女们对我这种行为很不理解：难道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这样无情无义？我告诉儿子和女儿：“修炼大法必须放下‘名、利、情’，去掉‘执著心’，如果放不下‘情’，永远修不成‘佛、道、神’。儿子听后非常生 气的对我说：“妈，人间只有真情在，没有什么‘佛、道、神’， 更谈不上修什么神啊、佛啊的。李洪志也是父母所生所养，是人、绝对不是神。他生病了也要上医院看医师、也要吃药打针、动手术治疗，而你和爸爸同全国法轮功信徒一样相信了李洪志的‘消业’说，生病不吃药、不打针、不看医师，受害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爸爸被法轮功害死，我不想妈妈——你再被法轮害死啊！”儿子的劝导我没有去思考，反而认为儿子被政府“洗脑”，在帮政府说话。
2006年5月12日，我由于修炼法轮功相信李洪志的“消业”说，长期拒医拒药，肝腹水越来越严重，被女儿、女婿强行送入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通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我的身体日渐恢复。在医院住院的180多个日日夜夜，医务人员对病人的无私奉献深深的感动了我，他〈她〉们才是真正的好人。回想起自己修炼法轮之后，变得无情无义、自私自利，为了“圆满”、成仙成佛，为了达到个人目地，干了许多违法违纪的事，不顾亲人的感受，伤害亲人和朋友，也伤害了自己和丈夫。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很快就彻底脱离了法轮功，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可法轮功却让我失去了丈夫，这个伤痛是永远都无法抚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