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叫赵仁洪，1952年11月生。我俩都是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黄柏峪村村民，世代居住于此。我和丈夫凭着勤劳、朴实的性格，靠种地为生，农闲时节，丈夫还能靠打零工贴补家用，日子虽不算富有，但简单充实。

　　1996年冬闲时节，村里开始有人习练起法轮功。当时丈夫在劳动中肌肉拉伤，已经在家修养了几个月。当他听说“练功”能够祛病健身后，就抱着强筋壮骨的想法，开始习练法轮功。为此他特意进城买来《转法轮》等书籍和音像制品，一有空就看一看，还经常向功友请教练功的动作、体会等。因为是农闲时节，他又在养病，起初家里没有人反对。

　　通过一段时间有规律地锻炼，赵仁洪感觉肩膀肌肉不疼了，身子骨变得比以前更硬朗了，就把这种效果归功于李洪志的保佑，对法轮功的态度由试试看转为逐渐痴迷。随着反复阅读李洪志的“经文”，他觉得法轮功宣扬的“真善忍”、“修心性”等说教十分符合自己的追求，和李洪志有缘。

　　为了早日“上层次”，丈夫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学法”和“练功”上，看书、打坐、祷告成了他的全部生活。渐渐地，那个勤劳能干、朴实憨厚的丈夫消失了，丈夫变成了的一个冷漠、麻木，满脑“练功”，对生活和家庭毫不关心的人。

　　1997年４月，春耕季节到了，可是忙于“练功”的丈夫竟然把耕种了半辈子的庄稼地扔在那里不管不问。无奈的我只得自己把房后的几亩菜地耕种了。

　　1999年7月，法轮功被国家依法取缔。黄柏峪村和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多次来到丈夫家里做思想工作。但丈夫根本听不进去，不但偷着继续“练功”，还经常同其他法轮功痴迷者秘密集会。

　　农民家庭，一年没有收成经济上就会捉襟见肘。我对丈夫三番五次地好言相劝，求他不要再练法轮功了，甚至给丈夫下跪说：“不干活怎么能有饭吃！你不为我着想可以，但总该为两个孩子着想啊！”然而丈夫反驳说：“我是‘大法弟子’，放不下亲情、父母之情就不会‘圆满’”。我几次试图把法轮功的书籍和画像给烧了，都被丈夫夺了回来。气急败坏的他，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我是“魔鬼”！

　　家里没有劳动力，我一人难以供养一双儿女，初中一毕业，两个孩子就因交不起高中学费而先后辍学在家。家里穷得叮当响，丈夫又痴迷于“练功”不闻不问，两个孩子只好早早地走上社会，靠外出打工维持生活。我也彻底伤透了心，于2001年初，同赵仁洪离了婚，到外谋生去了。对赵仁洪我是管不了也不想管了。原本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顷刻之间解体了。

　　大约有2年，我与赵仁洪没有一点联系。他是怎么生活的，我完全不知道。只是偶尔听娘家人说过，赵仁洪人变得越来越古怪，说话张嘴闭嘴就是“法轮大法好”。由于痴迷于法轮功，多次散发邪教宣传品、扰乱社会秩序等，丈夫多次受到教育和法律制裁。

　　2003年冬，我接到了村里干部的电话，说赵仁洪因为不打针不吃药，感冒变成了肺炎，高烧昏迷留下了后遗症，有点精神分裂了。在儿女的哀求下，念在多年夫妻情分，我心软了，回到家里照顾他。看见赵仁洪时，我已经认不出他来了。在我面前是一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蓬头垢面、须发花白的精神病人，跟他说话，他也是前后不搭、胡言乱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丈夫的疯病虽然控制住了，但人也更显得憔悴了。他目光呆滞，常常喃喃自语、语无伦次，有时候一个人呆呆的坐着一动不动好几个小时，不吃也不喝，有时候称自己能够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还能在冥冥中听到“师父”的“讲法”，有时候又一反常态，大骂儿女是恶魔，是杀手……从他身上，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影子了。

　　看着丈夫如此结局，我们全家人都痛心不已。曾经留在孩子幼年心底的阴影，留在我心灵上的触痛，留给赵仁洪身体和精神双重的伤害，永远也无法抹掉。

患病前的赵仁洪

【责任编辑：辛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