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敏，今年43岁，家住大庆市大同区，我爱人是一个美术老师。我们有一个乖巧的女儿，今年读初三了，学的美术特长，在她爸爸的影响下画画得特别好。我每天在家做做家务，给女儿洗衣服做饭，生活得很满足。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特别珍惜，因为我曾经走过一段人生的弯路，差点毁了我的家。

　　1994年，我生完孩子之后，身体一直特别虚弱，经常浑身无力，冒虚汗，畏寒怕冷。那时候家里就爱人一个人上班，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的奶水不足，每月给孩子买奶粉就是不小的一笔开销。为了给我治病，爱人顾不上工作的劳累，利用假期给别家的孩子当家教挣钱，大大小小的医院没少去，还去省里知名的大医院找老教授看过，吃了很多调理身体的药，都没有明显的效果。大夏天的，别人都穿裙子了，我还得捂着长袖衣裤，尤其每月来例假的时候，就得坐在热炕头上，捧着暖水袋，围着大棉被还觉得冷。

　　199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爱人带着女儿出去玩了，我感觉累就在炕上躺一会儿。这时邻居王婶来我家串门，和我唠起家常来。王婶是个热心人，我临时有个什么事出门都是她帮我照看女儿，没事的时候常来和我说说贴心话。王婶有一阵子没来家里了，她说自己每天都忙着修炼一种叫法轮功的功法，听说能“祛病健身”，原来她也不完全信，可自从练上之后，晚上常失眠的症状都没有了。她知道我身子骨弱，这几年都病恹恹的，特意给我带了一本《转法轮》，让我看看。如果练这个功能治病可是大好事，还不用花钱。爱人知道这件事时也没说什么，他们同事也有练这个的，他没时间也没多大兴趣，没关注过。只是对我说，能治病是好事，不能治也别强求，就当锻炼身体了。

　　每天做好早饭，收拾完屋子，爱人上班，孩子上幼儿园了，我就捧着《转法轮》看起来，“师父”说要用心看，记在脑子里，这样才能悟得快。我每学篇文章都用笔抄一遍，背一遍，再默写一遍。傍晚时候，就去小广场上，那里有很多练功的同修，和他们一起练习“动功”，交流“学法”的心得。练了一段时间，我感觉身体并没有好转，同修们认为是我“业力”太深，为了快点长功，让“师父”帮助我清理身体，我越来越沉迷于练习法轮功了。

　　我不再接送女儿上学放学了，做饭洗衣服的事也抛在一边，每天专心和同修们打坐、诵经、练功，修动作修心性。甚至有一次去村屯传法，连续三天没有回家。爱人很不满意，和我大吵了一架。结婚这些年爱人对我关怀备至，从没有红过脸，为了这件事他是忍耐到了极限。而我却认为，这是“师父”刻意安排的，是要提高我的心性，我这就是在过关呢。再说，我练功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好吗？“师父”说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消去了“业力”，就会治好病痛，修好了“心性”，上了“层次”，就能求得“圆满”。

　　原来每天晚上我都会陪着女儿玩游戏，给她念故事，可是那时候，我每天晚上都在忙于奋力精进，把女儿丢在一边不管不问。活泼爱笑的女儿和我不那么亲了，也不再缠着我唱歌讲故事，整天拿着一支画笔和她爸爸涂涂抹抹。有一次女儿发烧了，爱人忙着给女儿用酒搓手心脚心物理降温，我却在一边说这是女儿业力在作怪，我请“师父”的“法身”来给女儿治病，说罢便到堂屋“师父”的法像前打坐。爱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并不理睬。第二天女儿的烧退了，我特别激动，是“师父”来帮我了。爱人说是他守了女儿一夜，半夜吃了退烧药才把温度降下来。而我坚信是“师父”在冥冥之中点化我，更加痴迷。

　　1999年4月，有的同修来找我，说练功要想最后圆满，必须得到北京去，到天安门去，那才能功德圆满。我也挺想去的，可是孩子太小，爱人忙得不可开交，正逢母亲生病，我就没去。7月份，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我一直想不通，觉得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能强身健体，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就不让练了呢？爱人给我讲党和国家的政策，让我看报纸、看电视，让我认清李洪志的本质，他就是借着“真、善、忍”的幌子聚敛钱财，不要继续被蒙骗下去。但当时我认为这是“魔”在破坏大法，也怕动摇自己对法轮功的虔诚，所以坚持拒绝。爱人问我：“你是要法轮功还是要这个家？”我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师父’，我要法轮功。”女儿哭着说法轮功不好，让妈妈不爱我了。爱人总觉得心里堵得慌，被我气得嚎啕大哭。

　　那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师父”，是“大法”。我这么虔诚的大法弟子，一定要为“师父”做点什么，让他看到我的真心。我要去证实法，2000年初的一天，我趁爱人不备，偷偷拿出家里仅有的1000多块钱，要去北京“护法”。如果不是家人及时发现，我已经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爱人把我带回家后，苦口婆心地劝我，年迈的父母也哭着求我，不要再练了，可我哪里听得进去，痴迷得油盐不进。

　　爱人请假在家陪着我，变着法地给我做好吃的，调养身体，那几年折腾下来，我已经弱不禁风了，还多了头疼的毛病。他陪我说话，为了让我早日醒悟过来，他把《李洪志其人其事》的内容都记在心里，天天和我说，和我讲。甚至还研究起佛法，看看法轮功到底是怎么盗用佛学名词的。我一点点地听在了心里，我内心激烈地斗争着，每天我不再坚持练功，不再“学法”，家里的书籍、录像带都交了上去。可是我还是担心自己修炼的不虔诚会前功尽弃，担心自己的动摇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爱人得去上班，他留在家里的佛经我从来不去看一眼。练功要“不二法门”,依然专心地修炼法轮功，期盼着自己能早日“圆满”。

　　直到2000年6月， 同修再次来找我，塞给我一些“师父”最近的“经文”，要我去掉“执著心”，走出去。于是为了弥补我好长时间没有外出“弘法”的遗憾，我又和他们走到了一起。频繁地出去张贴传单、挂条幅，终于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公安机关处罚，被遣返回家后，爱人抱着我说回来就好，咱们好好过日子，女儿偎在我的身边，小手紧紧地拽着我的衣角，年迈的父母来家里看我，劝我不要练了，看着心力憔悴的爱人，满眼渴望的女儿，泪流满面的父母。那一刻，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我答应家人再也不外出了。

　　在父母和爱人的精心照料下，我变白变胖了，脸色都红润起来。我不再排斥爱人和我聊李洪志，聊法轮功，我自己也钻研起佛学来，就有那么一刻，我似乎明白了法轮功与佛法是两回事，逐渐地我也接受了社会志愿者的帮助。2001年12月我终于看清了李洪志的欺骗，我为自己那几年的荒唐行为悔恨不已，多少同修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如果不是爱人一再的包容，我的家哪里能维系到今天啊！如果不是社会志愿者的帮助，恐怕我也会像刘春玲他们那样，成为邪教的牺牲品。看清真相后，我终于摆脱了邪教法轮功的精神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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