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杜双花，1957年出生，家住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铁西街。我曾经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丈夫对我知冷知热，女儿聪明伶俐，生前是大连一家外资企业的白领。女儿被我拉进法轮功后，因过度痴迷，有病未及时治疗，新婚不久便命赴黄泉；丈夫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剩下我一个人天天在家以泪洗面。

　　我是从1996年秋天开始习练法轮功的，当时就是为了治病。那个时候，我除了种地，还伺候两个塑料大棚，一天天忙得脚打后脑勺。时间久了，颈椎病、关节炎、腰间盘突出、胃溃疡等毛病就找上了门。我心疼钱，从没去医院好好检查过，只能用土办法对付，额头上、脖子上经常被自己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有一次我去粮库卖苞米，排队的时候我胃病发作，疼得我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直抽抽。

　　就在这个时候，住在镇上的一位大姐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要给我发功治病。也是赶巧了，被她摆弄了一番，我还真不觉得那么疼了。待我向她表示谢意的时候，她却说要谢也要谢“师父”李洪志。见我疑惑不解的样子，她跟我说了好多法轮功的奇效，并劝我跟她一起习练法轮功。

　　当时我们村里并没有人习练法轮功。出于对那位大姐的感谢，也是由于好奇，我每天都走上几里地去镇上的练功点练功。断断续续地练了一个多月，我还真觉得身体有了一些变化，起码胃不那么频繁疼了。于是我练得比以前更加勤奋了，除了每天早晨准时去练功外，还天天晚上跟着她们“学法”。在一次“法会”上，我认识了我们松原辅导站的站长，他见我练功刻苦，还有初中文化，就劝我回村筹建一个练功点，免得每天来来回回走十来里的路。

　　按照站长的要求，我发动七大姑八大姨走街串巷做工作，终于说服了8个人。在我们练功点正式成立那天，站长带来20多位精进人员，给我们讲解动作、示范演示，还当场任命我为辅导员。

　　自我当上辅导员后，我便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练功上，比过去的生产队长都忙。为了专心致志地练功，我背着丈夫把两个塑料大棚低价兑了出去，气得丈夫骂我是败家娘们。

　　为了进一步扩大练功点的规模，我动员家人跟我一起练功。老公不听，我就动员姑娘。在我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姑娘终于跟我站在了一起。

　　1998年7月，女儿考上了大连水产学院。看到邻居们流露出的羡慕眼神，我深信，我终于得到了福报。于是，我和姑娘也更加痴迷法轮功了。逢人便介绍法轮功，见人便叫人学法轮功。

　　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感到万念俱灰。在辅导站的要求下，我动员村里的练功人员租用三台拖拉机集体去省委、省政府门前请愿。被区里接回后，我依然故我，继续组织功友们练功“学法”，跟上大学的姑娘一个月写两封信交流练功体会。

　　区里几次把我送进当地的心理矫治中心，我不是绝食，就是一天天不吱声。任凭反邪教志愿者怎么苦口婆心劝我，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坚修大法心不动”、“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后来我就耍小聪明了，一进学习班我就写“五书”；回家后照练不误，生怕失去任何一次“圆满”的机会。

　　2002年后，李洪志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经文”，要求我们走出来“讲真相”、“救众生”等，我看了非常焦虑。我不但到处劝以前的功友赶快站出来“讲真相”，而且还亲力亲为，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建资料点，制作散发法轮功宣传品，并几次打电话把忙着大学毕业后找工作的姑娘喊回家，跟我一起四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

　　有一次，自我练功后便跟我形同陌路人的丈夫恳求我说，女儿好像有点不对劲，面色苍白，食欲不振，而且贪睡，应该去医院全面检查一下。尽管当时我也觉得女儿有些乏力气短，跟我一起散发传单的时候还摔过跟头，但我根本不相信女儿会有病，更是对丈夫的建议嗤之以鼻。因为我们练功人是不会得病的，即便偶有不适，也是在“消业”，是“师父”在帮我们过关。

　　后来女儿在大连一家外资企业找到了工作。工作压力大，经常加班。即便如此，我每次跟女儿通电话都嘱咐她再忙也别忘了练功，否则“业力”回升，前功尽弃。

　　2007年春节，新婚不久的女儿和女婿从大连回我家过年。刚到家不到半个小时，女婿就把我拉到一边急不可耐地央求我劝女儿认真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因为她自结婚后就一直低烧不退，月经不规律。女婿每次劝她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她每次都说自己没病。我知道女婿对法轮功没有好感，而且十分反对我俩习练法轮功，我当然不能用法轮功的理论为女儿开脱，只是敷衍女婿说可能是忙活结婚累的，等过段时间就好了。女婿见我敷衍应付他，在家仅仅住了三天就张罗着回大连，走的时候还一直闷闷不乐的。而我当时却暗自得意，觉得自己和女儿的功力又提高了一个“层次”，离“圆满”又近了一步，因为我们又过了“师父”给我们设计的一个关。

　　2008年3月的一天，我接到女婿的长途电话，说女儿昏倒在了办公室，被120急救车送去了市医院，已确诊为白血病，央求我们赶紧去大连照顾女儿。

　　怀着半信半疑的心理，我和丈夫来到了大连。看着面黄肌瘦、脸色苍白、带着呼吸机躺在病床上的女儿，我真的不敢相信她竟然得了绝症。我几次去问询大夫，大夫每次都明确告诉我已经确诊，并且是晚期，劝我们赶紧到专门医院治疗，否则就来日不多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固执地以为这是“师父”故意考验我们，病房里没有别人的时候，我还围着女儿“发正念”。

　　在丈夫和女婿的坚持下，女儿转院去了天津血液病医院。由于骨髓移植没有成功，4个月后，即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天，2008年8月7日夜，女儿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28岁。

　　女儿的死，不但在物质上把我们的家底折腾了个精光，让我们背上了50多万元的债，而且在精神上也彻底击垮了我。丈夫指责我害死了女儿，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我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半年，两次试图自杀，都被好心人救起。现在，在反邪教志愿者的耐心帮助下，我终于认清了法轮功的丑恶嘴脸，我再也不信李洪志那些骗人的鬼把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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