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古都开封市区，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幸福地成长。1998年我大学毕业，风华正茂，对一切充满了希望和憧憬。令人懊恼的是我的脸上长满了顽固性痤疮，面部除了眼眶几乎全是令人憎恨的小红疙瘩，甚至发展到背部、前胸。我因此感到自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但最为心疼和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她瞒着父亲经常大把花钱给我抓药，还带我去美容院治疗，但始终难以根除。我和妈妈烦恼不堪，治疗痤疮成了我和母亲头等大事。

　　1998年，母亲经人介绍练上了法轮功，感觉先前的关节炎病有所减轻，就推荐我练法轮功治疗痤疮。我报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进了法轮功。经过一周锻炼，我的先天性便秘有所好转，持续练功一个月后，痤疮也停下了它疯长的势头。这使我认可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功效，练功的信心大增。同时，由于涉世不深，我误把《转法轮》中讲的“真善忍”当作“做好人”标准，全身心地走入了法轮功。我和母亲如饥似渴地练功，切磋法理，认为找到了人生真谛，李洪志成了对我恩重如山，深信不疑的“师父”。

　　1999年7月，法轮功被政府取缔。看到电视上宣传法轮功杀人害命时，我们十分抵触，加上受李洪志“经文”《大曝光》“在社会形势反过来的情况下看你怎么做”“这是能否走向圆满的考验”及“让那些假修的暴露出来，让真修弟子圆满”等内容的影响，我和母亲决心在家坚定继续“实修”。

　　到了2000年6月，当看到《走向圆满》这篇“经文”后，我与母亲再也坐不住了，出于从法轮功中受益，对李洪志感恩戴德的想法；同时还隐含着通过考验求“圆满”的欲望。2000年12月30日午后，为了赶到在千禧年元旦到北京“护法”，我和母亲包好饺子，瞒着正在熟睡的父亲，不辞而别，踏上了进京“弘法”的火车。被公安人员遣返回来后，父亲知道了心急如焚，为了劝我回头，他拖着有病的身体来看我和妈妈。他告诉我，临别妈妈包的那顿饺子，他一口没吃，就等着我们回家。他为我们着急，血压越来越高，求我能回心转意，回家照顾生病的他。面对父亲哀求的目光，我的心如铁石一样，那时我把父亲的劝告当作修炼路上要过的关，全然没有了父女情和人间孝道，我冷冷的对他说：“你还有侄子、侄女，让他们照顾你把！”我冷漠地转身，内心对父亲说自古忠孝不两全，在这关键的时刻，我只能选择“真理大道”，我要用修成“圆满”给父亲带来福报。当时的我还把这次过关兴高采烈地告诉同修，并得到了她们的夸奖。

　　看到仍在法轮功中难以自拔的我和妈妈，父亲经常着急上火。2004年11月，《九评》出笼，李洪志声明自己“退团”。在“师父”的带动下，为了使父亲免遭淘汰，我和母亲苦劝父亲“退党”，并偷偷毁掉了父亲多年积存的心爱之物，一些毛主席像章和毛泽东著作。父亲知道后勃然大怒，气得拿东西砸我，骂我们不可理喻。而我们却认为毁掉这些东西是为他好，是救他。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28岁，痴迷中的母亲并不急于让我谈婚论嫁，因为一个法轮功习练者与一个常人结合会玷污了自己。父亲却急着联系社会关系给我介绍对象，出于“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的要求，也为了不使父亲对法轮功产生更大的烦感，我先后接受了若干次相亲，都因没有合适的人选而告终。通过相亲行动，我认为找一个不练法轮功的人很难沟通，于是在30岁时，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同是练功人的丈夫。我们的恋爱不像其他年轻人那样花前月下，而是我边在店里忙生意，边与他切磋“法理”。交往两年后，我觉得与他志同道合，并感到他为人老实可靠，与我性格合拍。2008年10月底，我们组织了家庭。

　　婚后，我和母亲嫌丈夫对“大法”的理解仅限于祛病健身，很想让他更加“精进”，于是我们商量，按照李洪志“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提出的要求，响应明慧网“遍地开花”的精神，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我们办起了家庭资料点。2009年7月25日，我与丈夫及母亲因触犯法律受到制裁。

　　父亲承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病倒了。公婆茶饭不思，婆婆整日以泪洗面。我们痴迷法轮功没给家庭带来“福报”，反而毁掉了两个家庭的幸福。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2010年年初，母亲患上了罕见的格林巴利综合症，面部及下肢已经瘫痪，视力几乎为零，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事实面前我惊呆了，母亲可是真修弟子啊！这么多年一直在按照李洪志的要求去做，怎么能得上这种怪病。母亲的病折磨着我，可更大的折磨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听李洪志话，坚定实修却走到了这般境地。

　　最近，我看了自焚十年后陈果母女的相关报道，读了王进东写的《愚昧、死亡、新生》，了解了天安门自焚事件前前后后的经过。我和陈果同龄，同在开封古城长大，想到她和母亲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痛苦，我不寒而栗。回忆那段痴迷史，我庆幸自己及时跳出了法轮功的陷阱，没有成为第二个陈果。

李贝近照

【责任编辑：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