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建军，女，今年63岁，家住广东省深圳市，现退休在家。1996年，我和丈夫因为感情破裂离婚了。由于家庭的不幸，生活和精神上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导致身体也出现了状况，肝和胃还有左肋骨下侧经常疼痛。

　　1996年6月的一天，我在公园锻炼身体时，听人说修炼法轮功能祛病健身，练好了还能“得道成佛”、“圆满飞升”，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习练了法轮功。我每天早晚“练功”，经过一段时间有规律的习练，我感觉四肢轻松，精神很多，心想一定是“练功”见效了，于是越练越来劲，似乎找到了人生的目标。为了能潜心“练功”、“学法”，我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一切按李洪志“师父”的要求来做，每当想起这些都让我特别兴奋，练起来特别带劲。

　　1999年7月，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就瞒着家人，与功友仍在家“练功”，传递法轮功的信息，前夫担心我的行为会影响孩子，坚决反对我练习法轮功，孩子一看到法轮功的书和资料就给我收走，邻居也来劝我，说练法轮功没有什么好处，反邪教志愿者隔三差五就上门来进行反邪教宣传。

　　到了2000年底，我的功友周爱新对我说，她“练功”练到随时可以和“师父”交流，想什么时候让“师父”到身边，“师父”就会到。当时我羡慕不已，也非常焦急，常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能上到这样的“层次”。有一天我一下“悟”出了其中的奥秘——原来我的“练功”环境实在是太差了，“旧势力”和“邪恶势力”的干扰太大，负能量太强。因此，我下决心要离开深圳，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去潜心“修炼”。我把深圳的房子卖了，离开了深圳，到了广州弟弟家，开始新的生活。

　　我到了广州后，虽然不能公开出来“练功”，但环境改善许多，虽然老母亲和弟弟不赞成我习练法轮功，但毕竟没有外来的人来干扰我，平时没有什么事情，有充足的时间修炼。尽管这样，几年下来，我的肝和胃还有左肋骨下侧还是不时地疼痛，随着年纪增加，还增加了新的毛病，身体感到无力，经常发虚汗，脸色发黄，更不用谈“上层次”、有什么神奇的功能了。而且在弟弟家住，长期不“出功”，面子上实在过不去，“寄人篱下，寸功未建”的羞愧感越来越强烈，心里非常焦虑。这时我想起“功友”周爱新曾对我说过，外国的“练功”环境好，只要在外国，练法轮功就没有人管，没有干扰。而且境外的“大法弟子”生活、“练功”条件都比国内好，而且还补贴钱。2010年初，我找到周爱新，我俩一拍即合，决定先偷渡到缅甸，然后再到别的国家开始美好的修炼生活。

　　2010年春，我和周爱新两人在云南的边境县（临沧市苍云县）找到了蛇头，每人交给蛇头300元，偷渡到了缅甸的佤邦与果敢特区的交界地区。这里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法轮功，谁也不管，我们在这里可以大鸣大方地练习法轮功，“旧势力”和“邪恶”势力的影子都看不到。这下子我的心里舒坦多了。我认为在这里我应该会很快得“师父”的保佑“上层次”。我和周爱新一边抓紧“练功”，一边向香港“法轮功研究会”寻求帮助，希望到达第三国家。按照他们的要求，我模仿法轮功宣传品写了“迫害信”，并邮寄给了香港“法轮功大法研究会”和联合国。

　　同时，我和周爱新两人一起加紧“练功”，“学法”，“发正念”，充分利用“世外桃园”，抓紧“精进”，“上层次”，以报答“师父”的恩情。好几次，周爱新告诉我，“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她把我们的要求告知了“师父”，“师父”答应了我们，还让我们不焦急。在焦虑和期盼中等待了三个月之后，香港法轮功组织答复我们无法给予帮助。这时我们身上带的钱全部花光了，在这里我们什么人都不认识，我彻底慌了神，再也顾不得“发正念”求神了，求神不好使，我只好求人了。我联系上了中国驻缅外交机构，他们通知了我的弟弟到缅甸把我领回了家。回到了家我抱住母亲大哭了一场。

　　后来在社会志愿者的帮助下，我终于看清了法轮功的欺骗，现在我已经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那段荒诞的经历让我至今觉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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