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文芹，今年51岁，家住山东省青州市邵庄镇刘马村。

　　我丈夫叫刘汉新，1996年，我和丈夫做天津天狮保健品，后来因为是传销被国家取缔，家里3万元的天狮产品也一并被没收，赔了不少钱。之后看见很多人在大集上练习法轮功，有些人在路边卖法轮功的磁带，我丈夫就想通过倒卖法轮功书籍和光盘挣点钱。为了熟悉和推销自己的商品，我们一起读了法轮功的书，听了李洪志讲法磁带，同时也和很多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交流。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想赚点钱，可是随着接触法轮功越来越深，特别是受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影响，丈夫也渐渐被法轮功的“圆满”、“升天”和“师父”的无限神力所吸引，认为赚钱没有什么意义，只有修炼才是正途。于是他将家里未卖完的法轮功资料全部无偿分发给学员，放弃了生意，专心习练法轮功，还拉着我一起练。

　　在练习法轮功之前，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富有激情，并且顾家的好男人。那时村里虽然都不富裕，可丈夫总是想方设法地去经营，勤勤恳恳地去劳动，尽量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一些，无论是对我的公公婆婆还是对我和孩子，丈夫都十分关心体贴。当时我的公婆住在村西头，我们家在村东头，虽然隔得较远，可丈夫每天中午、晚上都会去看望，风雨无阻。对孩子也是一样，每次做完买卖回来之后，无论多累，都会和儿子一起玩耍，问儿子的学习情况，在村里，丈夫是出了名的孝子慈父。可自打“练功”之后，丈夫的秉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不管了，原来每天去探望父母的习惯也没有了，有时甚至大半年都不上门，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练功”上。记得1998年秋天，婆婆因为往墙上挂玉米不小心摔倒，造成腿骨骨折送去了医院，当弟媳匆匆忙忙来告知丈夫时，他却反应冷淡，只说了声：“送什么医院，我给她发功就行。”自打“练功”之后，丈夫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跟周围的大法弟子交流心得，一起“练功”，对我和儿子越来越冷淡，每天除了对我诉说他的“练功心得”，之外的家常话再也没聊过。对儿子也一样，每次对孩子讲的都是“师父”和“大法”，还叫儿子不要再学习了，说那些都是肤浅的东西，只有大法才是真理，叫儿子和他一起“练功”。那时我看到这种情况也怀疑过法轮功到底是好是坏，可我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农村妇女，听到丈夫每天讲“大法”的好处，我就没再多想，由着丈夫“练功”，自己也跟着练习。因为丈夫一心向法，“精进”得很快，没多长时间就成了附近几个村的练功带头人，经常带着本村和邻村的学员到村西的尧王山上“练功”。

　　1999年7月22日国家取缔法轮功之后，有些功友主动退出了法轮功，我当时也有些动摇，可丈夫却异常坚定，他告诉我：“别人我管不着，可咱俩一定要相信师父！不让公开练，咱就偷着练，不能前功尽弃，反正有师父的法身保护着。”于是丈夫就让我和他在暗地里偷偷练。那段时间，丈夫除了每天吃一点饭、睡一点觉之外，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看法轮功书籍、听“师父”讲法录音和“打坐练功”上，之外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由于吃饭不规律，睡眠又不足，丈夫变得越来越消瘦，我劝过他几次，可他每次都说：“只有专心练功，才能‘精进’，师父的法身才会保护，身体自然会越来越好。”有一次，丈夫出去和一个同修交流，回家后告诉我：“师父说光自己在家里练还不行，要走出去证实法才行。”我们便开始印传单、做册子、刻光盘，为此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连当初用来做生意的三轮车也被丈夫卖掉，换成了法轮功宣传品。对此丈夫从来没心疼过，他认为一旦“圆满”了，现世所有的东西都是废品。

　　没有了交通工具，丈夫就和我徒步去撒发传单，白天人多，就选择在晚上或是凌晨，挨家挨户发光盘，在电线杆上贴传单，往电线上挂横幅。2005年5月15日的凌晨，天还没亮，下着小雨，丈夫告诉我下雨路上没人，今天是师父的生日，要抓紧去“弘法”。我俩到了青州市尧王山西路西店路口，丈夫让我去电线杆上贴传单，自己跑到路中间往电线上扔横幅。正当我贴到第二个电线杆的时候，听见一声急刹车，我猛然抬头，看见丈夫在离一辆三轮车四五米的地方躺着。我赶紧跑过去，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心想“师父”的“法身”肯定能保护丈夫，可由于路面太滑，车速太快，丈夫从此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丈夫的死让我伤心欲绝，也让我进行了深刻地反思，我们多年来忠实地跟随者李洪志，倾尽了家里的所有，可我的丈夫却在“弘法”的路上被车撞死，这就是李洪志“法身保护”的结果吗？丈夫死后我就与法轮功彻底决裂了，也希望还在迷途中的人们早日认清法轮功的骗人本性。

刘文芹近照

【责任编辑：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