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地讲，“神迹”是“神”的特殊行为，它是一种人为描述的状况，这种状况不能用大自然的现象或事情的自然结果来解释，它看起来太不平凡，以至叫普通人惊讶，而这种状况是为了或好或坏的目标。神迹显现的前提条件是承认“神”的存在。而“神”，《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宗教指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统治者；迷信的人指神仙或能力、德行高超的人物死后的精灵”。
据此，笔者认为：一、“神迹”是一种人为的描述，而非客观存在；二、“神迹”违背自然规律，或者说不能用自然规律加以解释；三、“神迹”也有“功利性”，它是给人看的，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如证明“神”的存在等；四、相信“神迹”的人，是特定的人群，如有宗教信仰倾向的人，或迷信思想重的人。
进一步讨论法轮“神迹”。所谓法轮“神迹”，笔者分析，主要是法轮功痴迷者描述的一种超越自然规律，据说由“主佛”李洪志施加力量的状况；这种状况的“功利性”在于信法轮功则遭“善报”，不信法轮功则遭“恶报”。“法轮”神迹的载体主要是法轮功官方媒体明慧网。在明慧网的修炼园地、天人之际、善恶报应、大陆消息等栏目均有涉及，且日均更新在3篇以上；几年下来，法轮功生产的“神迹”就非常多了，堪称海量。
笔者曾在《法轮功为何乐于编“神迹”》一文中，从当事人的内在因素分析过法轮“神迹”产生的起因。以下，笔者着重剖析一下法轮生产海量“神迹”的外源性因素。
一、李洪志将佛教、道教、神话传说等曲解和杂糅在一块，刻意罗织了一张盛产“神迹”的网。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教派，都讲究“势不两立”，就是说信佛教绝不信道教，信道教绝不信佛教，两派或三派都信的人一般被称为“异端”。而邪教教主李洪志为了吸引更多的习练者，竟然对这一约定俗成的套路毫不理会，将佛教、道教、神话传说、气功的东西通吃，辅之以扭曲、牵强附会的解释，“精心”织成了一张盛产“神迹”的网，伪造了“神迹”迭出的氛围。李洪志标榜由自己施加的“神迹”不可逾越，这种解释尽管千疮百孔，但因为包含了佛、道、神话的多种成分，最大限度地网罗了对佛、道有兴趣和有迷信思想的几种人，还利用了部分人想“高人一等”的愿望，因此得逞。
李洪志自称“本人童年开始由佛家全觉大师传授独传修炼法门，8岁时修炼圆满”，“12岁时，道家师父八极真人找到我传授道家功夫”，“1972年又由道号真道子的师父传授大道所学”，“1974年又由佛家师父传授修炼大法直到出山”。在法轮功编写的《李洪志先生简介》中又称：“李洪志8岁得上乘大法，具大神通，有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等功能……功力达极高层次，了悟宇宙真理，洞察人生，预知人类过去、未来。”在最能代表法轮功教义的《转法轮》中，李洪志及其御用文人所阐述的东西，绝大多数都可以归于“神迹”一类。如“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天目”、“遥视”、“宿命通”、“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附体”、“宇宙语”、“能量场”、“灌顶”、“玄关设位”、“法身”、“开光”、“祝由科”、“自心生魔”、“采气”、“功柱”、“法轮”、“另类空间”等，实际上都是宣扬“神迹”。这些将佛法、道行、神话、气功捆绑在一起的东西，无非都是为了强化李洪志“超一流”教主地位，正常人看来或许不可思议。但对于有宗教信仰倾向，包括对佛教、道教感兴趣的人、迷信思想严重的人，都是有相当吸引力、欺骗性、蛊惑性的。李洪志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亲手织成的网中搀杂了大量的精神恫吓，控制性特别强。如果不幸习练法轮功并沉迷其中，接触了《转法轮》及其他经文，基本上就陷于“神迹”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无力挣脱，编造“神迹”、相信“神迹”就见怪不怪了。事实上，所有的法轮“神迹”故事全部没有突破李洪志鼓吹的神迹内容，都被李洪志编造的神迹网网入囊中。
二、 李洪志赤膊上阵，亲自描述，“示范”和“样板”效应持续发酵是法轮“神迹”海量产生的又一重要因素。
按理说，作为至高无上的“教主”，不该低身下气，亲自去讲什么具体的“神迹”故事，这样有损教主身份和威严。而根据从目前已有的资料，佛教、道教的创始人也从不搞“自我推销”。但为了推销和兜售自己的歪理邪说，李洪志什么也顾不上，大述特述“神迹”故事，讲得天花乱坠，搞得人一愣一愣的。光在《转法轮》上，李洪志就详述了十几个这类故事。试举一典型例子，他说：“有个学员骑着自行车往家赶，前面只有一辆吉普车在跑，跑着跑着，那辆车突然刹车了。他没有注意，还低头在往前骑。可是那个吉普车突然间又向后倒车，急速的倒车，……眼看就撞到一起的那一瞬间，一股力量一下子就把他的自行车拖后半米多远，而且吉普车马上顶着他的车轱辘急刹住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哎呀，是谁把我拽回来了，我得谢谢他。回头刚要说谢谢，一看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静静的。他立刻明白了：是老师在保护我呢！”这样详尽的“神迹”，毫无羞耻的自吹自擂在《转法轮》上比比皆是，李洪志甚至露骨地吹嘘：“遇到也好，不遇到也好，保证你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得了”，“我的法身一直要保护到你能够自己保护你自己为止”。网友洪流在《对“法轮神迹”的追根溯源》曾作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李洪志凭三寸不烂之舌忽悠出来的这些东西，极尽其吹牛之能事，对奉《转法轮》为神明的痴迷者来说，欺骗性特强，诱导作用巨大；李洪志关于神迹的“示范”和“样板”效应必然长时间在痴迷者心中发酵。俗话说，上行而下效，于是很多习练者紧跟“师父”，依样画葫芦。在明慧网上“发表”的神迹故事有的直接照抄李大师的东西，与李大师讲的一模一样；有的稍加变通，杜撰的东西成为李大师故事的翻版；有的深得李大师“示范”的“精髓”，平空想象加上胡诌，创造出叹为观止的法轮“神迹”。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神迹的荒谬可笑。难道法轮“神迹”还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复制？
三、封建迷信思想的残余流毒还没有完全消除，“神迹”故事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还没有被完全铲除。
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将“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作为反帝反封建的三大任务之一，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尊孔复古思想和偶像崇拜，迷信鬼神盛行，人们生活在极为沉闷的社会氛围中。而在农村人口长期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加之又有人数众多的城市无业或低收入的边缘群体，国民整体素质长期较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国民文化等方方面面素质，致力于反对封建迷信。遗憾的是，尽管进步明显，但这一任务过于艰巨，非一朝一夕所能彻底解决。而国民素质特别是农村人口、城市低收入边缘人群文化素质偏低，封建迷信思想长期存在，部分人心理、文化和价值诉求没有正当渠道表达，客观上为李洪志的歪理邪说的传播、滋生，“神迹”的“产生”和被“接受”提供了“富饶”的土壤。
笔者长期关注明慧网神迹故事，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出现“神迹”的当事人中，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很少；西方习练者包括海外华人出现的概率极低。举个例子，从8月1日至9月6日，明慧网《善恶报应》“发表”福报神迹共62篇，当事人为城市居民的仅有4篇，一篇无法判断当事人身份，其余全部为中国大陆农村人。西方弟子或在海外习练的华人中法轮“神迹”没有发生一例。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设想一下，难道李洪志“主佛”只眷恋农村人，不想“佛光普照”，也对城市弟子法内开恩吗？特别是客居海外的李洪志，难道不想多给海外弟子“加持”和施以“神迹”，以显示不同凡响，扩大自己在海外的影响吗？答案是否定的。笔者曾与一反邪教专家探讨这一现象，专家讲，文化层次高的人，习练法轮功的初始原因往往是想强身健体；而文化层次低的人，习练法轮功的初始原因往往是寻求一种精神寄托和“神佑”。文化层次（素质）越高，封建迷信思想越少的习练人群，越不相信“神迹”，或对“神迹”不屑一顾，“神迹”没有市场；文化层次（素质）越低，封建迷信思想越多的人群，越是相信“神迹”，越对“神迹”顶礼膜拜，越是热衷于编造“神迹”。这与笔者判断吻合，就是越是文化素质低、封建迷信思想重的地区，越容易产生“神迹”，越有人相信“神迹”。
综上所述，李洪志是法轮“神迹”产生的最大外源性因素，特定人群的文化素质较低、封建思想的存在也为法轮“神迹”的滋生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因此，反对邪教，与法轮功斗争，提高国民素质，反对封建迷信四者并行不悖，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