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桂英，今年65岁，家住双鸭山岭西，年轻时就有高血压和腰间盘突出的毛病。1998年经人推荐练习了法轮功，后来，还担任了一个小练功点的辅导员，主要负责组织练功和日常联络等杂七杂八的事。我手里有一份本地及周边地区法轮功学员名单，记录了60几名学员的联系方式，平时我们主要靠这份通讯录交流信息。

　　1999年4月21日一大早，我接到了双鸭山法轮功辅导站站长孙玉杰打来的电话，要我务必上午去她家开一个紧急“法会”，说有要事传达。站长大人的话不敢不听，否则就要被扣上“不精进”、不“做好人”的帽子。我匆匆吃了几口饭，赶到孙家时，屋子里已经到了七八个人。说了半天我才明白，上面通知我们去北京“弘法”，为天津法轮功学员“请愿”，要求政府“给个说法”。孙站长说：“‘师父’说过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考验‘心性’的时刻来了，去了就能‘上层次’。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吧，组织学员务必在4月24日下午4点前到北京天安门前集合。”

　　回家后，丈夫已去矿里上班，我跟婆婆谎称有事要出门，几天就回来，然后打电话联系学员。没想到，大多数学员都犹豫了，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凑了3个人。我把家里仅有的千把块钱揣起来，又随身带了点吃的和水，便心急火燎跟他们一起坐小客车去了佳木斯。到达火车站时，仅有的一班直达进京火车已经开走。为了不耽误行程，我们商量先去哈尔滨，再商量怎么去北京。晚上8点多到达省城，各自对付吃了一口，我们一合计，去北京的功友肯定不少，太扎眼，担心引人注意，况且车次有限，不如先经大连去威海，再曲道去北京会更安全稳妥一些。这时，我第一次体会到做贼心虚的滋味，嘴里说是进京“弘法”，似乎在做一件“好事”，可是心里老在打鼓，预感这事做的不地道，因早有耳闻外地法轮功学员动不动就兴师动众围攻这里围攻那里的，这似乎不符合“师父”强调的要去掉“执著心”“不参与政治”的说法。难道是上面另有考虑？我糊涂了。在一家小旅店里凑合着睡了一宿，4月22日一早，我们上了去大连的火车，晃晃悠悠一路颠簸，傍晚到达大连港。为了省钱，我们合计着又买了四张散席船票，整整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达威海。经过一路奔波，感觉身体像散了架，先前进京“弘法”的豪言壮语虽言犹在耳，但人地两疏，加之两天来的紧张劳累，年近60的张姐要虚脱了，说不想再走了，只想回家。我们劝张姐再挺一挺，于是经过商量，凑了8百多块钱打车前行，紧赶慢赶于23日晚6点多到达了北京站。为了避人耳目，我们辗转来到地坛公园附近的一家家庭旅馆将就了一晚。第二天下午，如约来到天安门。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来到约定地点一看，本市加上周边农场来京的仅有7人，比事先预料的人数大打折扣，因为大多数人都借口推辞了。我顿时感觉自己像个傻瓜。面对巍巍天安门，我怎么也看不出这就是所谓的能够“升天”的“天门”，我对此行的目的产生了怀疑。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凑过来问我们是不是大法弟子，来北京干嘛。我们说我们是黑龙江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她说，明天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要吵不要乱。

　　4月25日早7点，我们又聚到天安门。经一个手拿小旗的中年男人指引，我们从天安门向西步行来到府右街。走着走着，看见不远处矗立的一道斑驳的红墙，有人说这就是中南海了。我很疑惑，为什么非要来到中央领导人办公的地方“要说法”，这不是胡闹吗，我心里又一次开始打鼓。交谈得知，竟然有不少功友并不十分清楚来京的目的，很多人都是随大流，有人招呼放不下脸面才跟着来的，不惜把家人、工作、春耕、家里的活计都扔下不顾了。其实我们几个也不明白究竟来这干嘛，怎样才算是“要说法”，怎样才算是“弘法”，这种聚集上访，自己都感到这种影响社会秩序的做法不妥当。我们找了一块地方站在那里，发现四周有人在席地而坐，有人在窃窃私语，有人一脸茫然。中午时分，我吃了点带来的面包，仍然跟大家一起站着干等。我又困又累，坚持不住了，几次询问啥时才能完事，可是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

　　下午四点多，有广播车开过来，劝大家离开，不要阻碍交通。太阳慢慢西坠，天要黑了，人群开始陆续散开。我们也跟在队伍后面离开了红墙，撤出了府右街，几天后便回家了。

　　说实话，这次去北京，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花了钱遭了罪，还糊里糊涂不明就里，去不知所往，到不知所为，着实让人狠狠涮了一回，打掉牙往肚里咽，别提多憋屈了。

　　此后，我再也没有掺合“弘法”活动，但仍在家偷偷的练功，寄希望于“消业祛病”。没成想2006年我突发脑溢血导致偏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