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说过一句名言，“问题在于用事实证明有理，没事实，有理也不值一文。”表明证据对观点的极端重要性。所谓证据，即证明观点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法律规定，证据有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等七类。法轮功鼓吹“活摘”，先抛出观点，后搜集“证据”，已经是十分荒唐的事情。问题还在于，后来零零星星搜集的“证据”又漏洞百出，毫无说服力。这些丑陋的“证据”不仅不能证明“活摘”的存在，反而使炒作“活摘”的法轮功丑态百出。

　　——漏洞百出的“证人证言”。所谓证人证言，是指知道事实真实情况的人，就其所了解的事实情况，向司法机关或公众所作的陈述。它是最常见、最直接、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法轮功炒作“活摘”的闹剧拉开序幕后，相继找出了“安妮”、“皮特”、“R先生”、“老军医”、“金姓男子”等等所谓“证人”，提供所谓的“证言”。仔细分析，这些证人都是查无实据，根本找不到人，毫无证明力。在人们的质疑声中，法轮功又拉出“皮特”、“安妮”两位“证人”现身，从现场看，两人都佩戴墨镜，“皮特”还戴着盖住半张脸的帽子。两位“证人”如此打扮，其中原因不难猜测，那就是生怕公众认出来，揭了法轮功伪造“证人”的老底。“皮特”、“安妮”提供的“证据”根本不是亲眼所见，而是胡编乱造。人们不仅要问，查无实据的“证人”算什么人证？非亲眼所见“证言”，又算那门子言证？法轮功抛出为数不多且查无实据的“证人证言”只能说明一点，所谓的“证人证言”只是欺骗公众的一个幌子。“证人”的出现，反而证实了法轮功的“活摘”是关起门来炮制的闹剧、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是包藏祸心的炒作。

　　——荒唐可笑的“视听资料”。所谓视听资料，是指能够起证明作用的录音、录像、电脑储存的数据等，是一种被固定、被保全的证据。它比较可靠，更接近于真实情况。法轮功炒作“活摘”时，通过展板展示血淋淋的“活摘图片”、通过电话采访制作“录音资料”、通过电脑技术制作“专题片”等等，这些均是“视听资料”的具体表现。诸多人为编造的“视听资料”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欺骗普通民众已经很难，在专家面前更显得荒唐可笑。乌克兰知名记者、法轮功问题专家格雷戈里·格洛巴研究多年，对法轮功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他于2012年2月6日在“民主国家的异端与社会”网站发表《谁在背后支持李洪志》，文中专门对法轮功的“活摘证据”作了分析，“当时他们炮制了指控中国‘血腥镇压’的大量宣传材料和证据，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是电脑制作，质量次尚且不说，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没有任何可信度。所谓的‘死亡集中营’、‘苏家屯火葬场’只不过是动画剪辑而已。”看看，所谓的“视听资料”竟然是电脑技术的产物，不仅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并且制作质量十分低劣，任何人看后都会捧腹大笑吧。

　　——主观想象的“书面证据”。所谓书面证据，是指能够证明事件真实情况的文件或其他文字材料，该证据的最大特点是不具有任何主观的东西，只以其客观存在来证明事件的事实。法轮功除了编造了“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丑态百出的“证据”外，还花空心思搞出了“书面证据”，即雇用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编写《血腥的器官摘取》，企图为“活摘”造势，该书被法轮功通过媒体、售书、演讲的方式大力宣传，企图搅乱公众的判断。但是，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从未到中国实地调查过，更没有一个证人为该书提供的观点出面作证。搞笑的是，作者自己也说，“证实指控的最佳证据是目击证人的证据，但就这项被指控罪行，目击证人证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卑劣的自圆其谎。可以看出，法轮功把《血腥的器官摘取》作为书面证据大肆炒作，完全是主观想象，自我虚构“证据”。法轮功尴尬更的是，《血腥的器官摘取》被俄罗斯列为宣扬“极端主义”而禁止发行，撰写《血腥的器官摘取》的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被禁止入境演讲。事实最能说明一切，人人喊打的“书面证据”能有说服力吗？

　　法轮功炒作“活摘”闹剧六年之久，所提供的“证据”也就书面证据、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等三类。把仅有的三类“证据”放在阳光下，人们看到的不是“活摘”，而是法轮功炒作“活摘”闹剧的诸种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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