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邪教崇拜和信奉的对象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并不是李洪志所说的，宗教信奉的只是“宗教形式”，不是神；而“法轮功”信奉的是神，是对“神的正信”。在信奉和崇拜的对象上，他们的真正区别在于：宗教崇拜的神不是某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人，而是最高的精神实体和绝对存在物，是抽象的、彼岸的神。而邪教信奉的神是具体的、至今还活着的教主，是把教主直接神化为神，甚至最高神加以崇拜。传统宗教虽然不属于科学世界观，不属于科学信仰之列，但他属于信仰之列，因为他是信徒对美好的事物、社会状态和境界炽烈的精神追求，是人的一种精神需要。它信仰的神实际上是真善美的化身，它全知、全能、全在，是无限的、永恒的，它满足了人渴望万能和永恒的心理需要。全知、全能、全在的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由现实的人塑造的，是现实人渴望获得全面的高度发展的理想化身。这种理想化身必然同世俗的、有限的人（能力有限、生命有限）形成对照，同世俗的价值观发生矛盾，当神性被引伸到人本身之后，神性便会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同时传统宗教的神还是社会道德和善恶的最高裁判者和监督者，它惩恶扬善，让行善者进入天堂，永远享福；将恶人打入地狱，永远受苦。满足了人们追求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的要求。虽然它将人们对社会公正的要求从现世推到来世，给人以虚幻的满足，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正因为传统宗教信奉和崇拜的神是最高的精神实体和绝对的存在物，所以它是时空之中任何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人所不能及的，故成为一种信仰。任何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人都是有限的存在物，生命有限、知识有限、能力有限，都不可能成为神。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也都不会说自己是神，除非他的神经有毛病或心怀叵测，别有图谋，蓄意骗人。传统宗教的创始人没有一个妄称自己为神，因为传统宗教的创始人创立宗教是顺应时代的要求，他们的目的是善的，是理性的，而不是为了欺名盗世，蛊惑人心，坑害信徒，对抗社会。

　　邪教的产生过程似乎并不复杂，而教主身份的获得也同样不复杂。邪教教主绝大多数出身平民，经济生活不富余，文化程度不高，处于社会底层，对社会强烈不满，但头脑灵活，希望能轻而易举地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及社会地位。他们创立邪教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与处境，企图利用组织的力量，达到跻身社会上层或登极称帝的目的。他们由于出身低微，只好编造出各种神化故事来神化自己，称自己是某某神灵转世或化身，或曾经得到过某异人的“真传”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获得信徒的崇拜。又杂糅各种宗教的教义，形成一种异端邪说来迷惑徒众。其实他们自己对正宗宗教的教义也只是一知半解，在运用这些教义时，任意曲解，并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自己说，昨天还在自然环境里劳动，忽然某一天神就会依附到自己身上；或通过某种修行，获得了“神灵”的能力，能直接与神交流了，或者得到了某位高人的指点，悟性大开成“神”了。教主在想利用他发财的人和别有用心的人的组织下，得到许多支持者和吹捧者，被尊称为教祖，好象成了万人崇拜的“神”。这期间，教主的语言作为教义也就被体系化了，教主至上，教团组织也就成立了。

　　从心理学角度讲，在心理形成过程中，儿童早期的环境及家庭教育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作为“法轮功”邪教教主的李洪志同样也出身平民，生于1952年7月7日，文化程度仅仅是初中毕业。其父50年代初开私人“康复诊所”，其母是一私人诊所助产师。李洪志上小学时父母离异，家庭结构不全。年青时当过兵，在部队和森林警察文艺宣传队当过小号手，退役后当过招待所服务员。可以说他一直处于生活的不幸之中。但李洪志智力正常，分析事物的能力完好，表情丰富，口才很好，而且具有爱挑衅、易冲动、爱吹牛、狂妄的个性特征，情绪易暴怒，稍遇刺激便聚众围攻，显示出异常行为。他忽视社会道德规范，行为不负责任，不考虑后果。李洪志身上存在着夸大妄想心理障碍的特征。如李洪志说“走出去就是圆满”，鼓励“流点血才好呢”，但真的流血了，立即翻脸不认是其弟子，抛弃他的追随者，无内疚感，不听劝告，不吸取教训，一犯再犯不知悔改，并为自己的异常行为诡辩，这是一种典型的反社会型的人格特征。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和经济图谋，他采取了同其他头目几乎完全相同的手法。把自己的生日改为农历四月初八，即释迦牟尼的诞生日，企图假冒佛祖转世，以愚弄世人，神化自己。他有时自诩是弥勒佛降世，有时又慌称自己是唐太宗转世，有时又冒充民族英雄岳飞转世。又编造故事宣称自己先后得到全觉大师、八极真人、真道子等奇异之人“真传独授”，并编造许多“神奇经历”和神迹。宣称自己“有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等奇异功能”，有推迟地球爆炸时间的大神通，是“度人去天国”，把整个人类“超度”到光明世界去的“救世主”。妄称“目前，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传正法”，“我要是度不了你，谁也度不了你”，自吹比老子、释迦牟尼、耶稣还高，出言便是“经文”。说什么“地球要爆炸了，江泽民、李鹏请他推迟爆炸时间，他一使劲就推迟了30年”等等。这些夸大妄想的话语经过不断积累，又被企图借他致富和有各种野心的人以及所雇佣的文人加以整理，就孕育出一套邪教的信仰体系。李洪志和他的幕僚知道，佛教和道教在中国传承久远，影响广泛，深入人心，有着极其浓厚的社会基础。因此，要发展“法轮功”，就必须披上佛教和道教的外衣，盗用佛教和道教的某些教义和概念，以欺骗群众。所以李洪志盗用佛教的标志“法轮”和道教的太极图，组合成“法轮功”的标志。其意图无非是想利用佛教在民间的深远影响，使自己一出场就赢得善良的人们“似曾相识”的好感。然后他又大肆抵毁传统宗教，抬高自己，宣称自己高于释迦牟尼、老子和基督，是“主佛”、“最大的佛”，是当今世界上惟一“传大法”，“真正往高层次”“度人”的救世主，以蒙骗更多的人。

　　李洪志逃窜到境外后，理论上面临一个难题：如此神通广大的“法轮大法”为什么倾刻间土崩瓦解、众叛亲离？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李师傅”为什么四处逃窜，狼狈不堪？在实践上他面临着如何重新集结队伍，稳住阵脚的问题，李洪志一方面投靠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势力，谋求政治和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变本加厉地神化自己，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强化精神控制。同在境内“传法”时期相比，李洪志在自我神化方面，加大了力度，更加肆无忌惮，更加荒诞不经，其厚颜无耻、荒诞不经令人叹为观止。

　　从宗教和邪教崇拜对象的本质来看，李洪志是在变本加厉地自我神化。李洪志在《转法轮》等书中无耻地自我神化，逃窜境外后，这种自我吹嘘、自我神化变本加厉，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邪教本质进一步暴露无遗。

　　（作者为甘肃省渭源县县委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