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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梦(连载之十四)

作者:丹 琳 · 2006-10-25 来源:凯风网

  十二  他有病拒绝治疗,死在了邪教的魔掌下

  此时,在“法轮功”男中队里,也出现了一位因身患重病而拒绝治疗的“法轮功”痴迷者,他的名字叫方文斌。然而,尽管队长们和医生对他进行了人道主义抢救,他却没有摆脱病魔的缠绕。由于同样痴迷“法轮功”的妻子阻止他进行治疗,终于使他不治而亡,死在了邪教的魔掌下。

  人们戏言,所有的“法轮功”痴迷者都是李洪志“克隆”出来的玩偶。所以,我们这些痴迷者,无论男女和老少,言谈举止都如出一辙,因为我们读的是一本书,都受李洪志“经文”的控制。所以在我们女学员大闹劳教所时,他们的疯狂行为也达到了高峰。

  方文斌曾是一名共产党员,是某机关的一位领导干部。开始是他的妻子因为在单位和别人闹矛盾,心理上感到不平衡,听别人说练了“法轮功”就把一切都看淡了,于是加入到练功的行列,很快就着了迷。这时,方文斌也因为在仕途上遇到了挫折而显得心灰意冷,妻子就鼓励他也练“法轮功”。本来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个无神论者,但由于放松了思想改造,太看重于个人的权力和地位,对妻子所说的“法轮功”的内容发生了兴趣。李洪志的《转法轮》非常符合他消极悲观的心态,于是,什么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的信念,统统被他抛在了脑后。很快,他也像妻子一样痴迷进去。因为他是国家干部,又在重要部门工作,极有利用价值,很快就被“法轮功”邪教组织物色为某市大法总站负责人。

  199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共产党员不许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而他却充耳不闻,一意孤行,把入党时的誓言早已抛至脑后。领导多次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他拒不悔改。领导问他:“你是要‘法轮功’还是要党性?”他不假思索地说:“我要法轮功。”在多次教育无效的情况下,他被开除了党籍。后因从事“法轮功”的非法活动被劳动教养。到了劳教所,他公然违反所规队纪,在宿舍练功,队长们耐心细致地给他做思想工作,他却咆哮道:“你们有什么资格管我?论级别,我是你们的上级;论修炼,我是大法弟子,你们是常人。所以我想怎样就怎样。”尹大队长说:“这里是劳教所,是执法机关,你是违反了法律才来到劳教所,所以必须无条件地遵守这里的规定。你是国家干部,更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方文斌却蛮不讲理地说:“我没有犯法,你们关押我是非法的。”尹大队长说:“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这是不是法律?”他说:“人间的法律要受大法的支配,你们不让练功,我就要绝食。”队长们为了劝他吃饭,从外面专门买来他平时最爱吃的东西,他却连看都不看一眼。结果出现肾衰竭,队长们把他送往医院去抢救,到了医院,领导和队长请求医生无论花多大代价,也一定要治好他的病。医生对他进行了紧急抢救,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病情稳定下来。这时,“明慧网”上开始传来有关干警们如何迫害他的造谣文章。当劳教所把方文斌的病情通知了他的家属时,同样痴迷“法轮功”的方文斌的妻子来到医院,一进病房就责问方文斌:“师父在给你消业,让你过关,你却输起了液。这点儿关你都过不去,还算什么大法弟子?”方文斌听了妻子的话,就要往下拔针头。陪床的队长赶忙阻拦,劝她妻子说:“你应该让他积极配合治疗,而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停止输液会危及他的生命!”她反驳道:“这都是迫害造成的。他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没有病,他这是在消业。我要求让他出院!”队长说:“他现在一旦停止治疗,会出现生命危险。”方文斌的妻子说道:“有师父的法身保护,他不会有事的。”队长说:“现在是在医院,我们要听医生的!”她说:“我是大法弟子,要听我师父的。”说着拔掉了方文斌手上的针头。此时的方文斌身体极度虚弱,但神志还较清醒。在痛苦的疾病折磨中,他已经感觉到他所信奉的“法轮大法”似乎不是他原来想象的那般神奇,开始对它产生怀疑、动摇。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用乞求的目光看着妻子,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却没有说出口来。队长叫来医生进行劝阻。医生进来告诉方文斌的妻子,方文斌的病很严重,一旦终止治疗,后果不堪设想。方文斌的妻子说:“他是大法弟子,我们师父会保护他。输液打针就是不相信大法的威力。”大夫说:“‘法轮功’不是万能的。你看电视报纸上出了多少例因练‘法轮功’有病不治而亡的事例,咱们不能步他们的后尘。”方文斌的妻子说:“那些都是造谣,根本不是真的。”大夫说:“我亲眼看到我们一个邻居就是因为练功不吃药而耽误了病情死了。”方文斌的妻子说:“他不是真修的。是真修的师父都会保护的。”大夫说:“别听李洪志胡说八道,你要相信科学。人有病了就得打针吃药,不能贻误治疗时机。”方文斌的妻子一听大夫在骂李洪志,生气地大声嚷道:“诽佛谤法是要下地狱的!不许破坏大法,不许骂我师父!”这时,好多病号和陪床的都来了,七嘴八舌地说:“你们这是干啥呢?还让人家休息不?”“这儿是医院,不是自由市场,在这儿吵吵嚷嚷干什么?”

  在方文斌妻子的一再纠缠和要求下,劳教所和医院向她提出条件:你执意要求他出院,一切后果自负,与劳教所和医院无关。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个条件,毫不犹豫地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办了出院手续和保外就医证明。医生和队长嘱咐她回去后继续给方文斌用药。到家以后,方文斌的妻子马上给他停止了一切药物。方文斌的病情迅速恶化。妻子每天坐在他的身旁练功打坐,学“法”背“经文”,一遍又一遍地读《转法轮》,虔诚至极,顶礼膜拜,祈求李洪志能保护他的丈夫,能使她丈夫在“消业”后重新和她一起出去“正法”,一起“圆满飞升”。

  方文斌的父母得知儿子患了重病,匆匆忙忙从农村老家赶来。看儿子病成这样,心急如焚,劝儿媳给儿子治病。儿媳根本不理这一套。亲朋好友来劝说,都被她打发走了。孩子哭着求她也无济于事。她对“大法”的虔诚一天比一天升级,而丈夫的病情也一天比一天恶化。面对此情此景,她的心中有时也有一丝害怕。这个时候,她就告诫自己:这也是师父让自己过情关,是对自己的考验,是去自己的怕心。有时,丈夫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哀求她:“你让我静一会,别再念了,不管用的。”她却责备丈夫:“你怎么对法一点儿也不坚定?师父不是说过吗,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呢!这点儿痛苦你就忍受不了啦?”丈夫无力地摇摇头,一滴无助的泪珠从他干枯的眼眶中流了出来,落在了枕头上。这些天,他虽然病得很重,但头脑还是清醒的。他躺在病床上,开始回想他练“法轮功”的整个过程,想起李洪志说的话,想起自己练功前后的对比。没练功前,自己对工作是何等的认真,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可自从练了“法轮功”,自己的所作所为离党的宗旨越来越远。有一次,南方发了大水,单位动员捐款,可妻子一分也不让捐。因为有一个“修炼”的人问过李洪志能不能给灾区捐款,李洪志说那个地方“业力”大。言外之意是不能捐款。既然是“大法弟子”,就得唯李洪志的话是听。所以他就编了个理由没有捐款。这件事使他心中忐忑不安了好一阵子。本来原先自己在单位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后来就凡事都往后退缩,因为李洪志告诉我们要“修得执著无一漏,苦去甘来是真福”。李洪志还说,一动念就是“造业”,这使自己对工作完全失去了兴趣,每天只知道“练功学法”,而对工作抱一种消极应付的态度。上级领导多次找他谈心,他却充耳不闻,认为这是在干扰他的“修炼”,心中很是反感。自己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打印复印邪教非法宣传品,严重地触犯了国家法律,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但即使如此,在自己病重的情况下,领导和干警还对自己如此关怀备至,而那个口口声声喊着“度人”的李洪志却躲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对自己不闻不问。他的心中对李洪志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自己是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难道就因为升迁上的一点挫折就要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吗?他在内心不断地谴责自己的自私自利。他明白了就是自己的自私才让李洪志钻了空子。他想告诉妻子自己心中的想法,可张了几次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他的身体太弱了。他开始恨自己为什么现在才明白这些道理。领导跟自己谈了多少次,亲朋好友又劝了自己多少遍,为什么那时自己就不开窍呢?如果能早一天明白该多好!他吃力地睁开眼,望望妻子虔诚得近乎痴愚的面孔,他无力地摇了摇头。此时的方文斌已气若游丝,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这个无比眷恋的世界了,临死前,自己无论如何要把心里话告诉妻子,让她不要再痴迷下去了。妻子正好出去买菜,他吃力地从床头柜上拿来妻子抄《转法轮》所用的纸和笔,颤颤巍巍地写了几个字:“别再练‘法轮功’了,它是害人的。”写完这几个字,他如释重负地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成了邪教“法轮功”又一可悲的牺牲品。
 
  他爱人买菜回来,看见了他写的纸条,正想埋怨他,发现他直挺挺地躺在那儿,用手一摸脑门,冰凉的。她喃喃说道:“谁让你说大法不好?这不,遭报应了。”她撕碎了那张纸条。这件事情发生后,一些“法轮功”顽固分子经过秘密商议,捏造了一个方文斌被劳教所迫害致死的谣言,通过秘密渠道上了“明慧网”。上面说,方文斌在劳教所被恶警打得遍体鳞伤,脸肿得像个大盆子,门牙被打掉了两颗,其状惨不忍睹,把方文斌死亡的责任全部推到党和政府身上。“法轮功”这种颠倒黑白、造谣中伤的卑劣手段,在方文斌死亡事件上又得到充分的体现。

  十三  从流离失所到庆幸转化

  在我们大队“法轮功”男子中队,有一名刚满十八岁的男孩儿,名叫徐鑫涛。没练“法轮功”之前,正在一所中学读高中。他是在父母亲的影响下迷上了“法轮功”,受李洪志的操纵,在父母鼓动下去北京“正法”,因触犯国家法律被劳动教养二年。

  他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父亲叫徐畅,研究生毕业,在某科学院搞计算机开发工作,收入相当可观。母亲大学毕业,在一所大专院校任教。家里住着一套一百二十平方米的三室二厅的大房子,屋里现代化家具和设施一应俱全,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三口之家。1997年的春天,徐畅接到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在科研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一时陷于迷茫和苦恼中。正在这时,他去一个朋友家作客。这个朋友的妻子是练“法轮功”的。当时,朋友家的茶几上放着几本“法轮功”的书籍,朋友的妻子出于“弘法”的目的建议徐畅看一看。他不经意地翻开《转法轮》,看到《论语》中所说的“‘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一切学问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这种玄天玄地的非正常的逻辑思维使他感到很新奇,兴趣大增。后来,看到李洪志在他的讲法中所说的“现代科学是站在一个错误的基点上发展起来的”,还说“现代科学是很低的小儿科”,说“科学是一个完善的宗教”,科学对宇宙的认识就是盲人摸象;说科学家“掌握了全人类的知识还是个常人”,还讲今天的科学是外星人带来的,会电脑的人都被外星人编了号,外星人最终将代替地球人等等。徐畅看了不禁打了个冷战,原来自己觉得那么神圣的科学殿堂在李洪志这个“主佛”的眼中竟是那么不屑一顾,自己这个在计算机专业颇有建树、受到人们尊重和羡慕的专家竟然是这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一种骨子里的自卑感在他周身蔓延开来。而李洪志所说的这些话又恰恰为他绞尽脑汁而无法解决的科研上的难题找到了不能用“常人”的方法而解决的理由,确切地说,李洪志的这一套歪理邪说为自己内心深处的高傲和虚荣找到了虚假的依据,给自己不平衡的心理找到了一种安慰,仿佛迷茫时的一个知己,心中蓦然对李洪志升起了一种莫名的敬仰和崇拜。走时,他托付朋友的妻子也给他买几本“法轮功”书籍。自此以后,他就开始痴迷进去,并动员妻子和他一起练。妻子当时正为自己没有评上职称而心感不平,一看李洪志说让“修去名利情”,去掉各种“执著”,修“真善忍”,“做好人”,很符合她当时的心态,也很快痴迷进去。此后,两个人一起“练功”,一起“学法”,“比翼双飞”。徐畅本来在单位是个有作为的科研带头人,自练上“法轮功”,他对工作开始应付差事,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了“练功学法”上。迷上“法轮功”后,两人觉得自己“圆满飞升”以后,剩下孩子一人孤零零的,在这到处都是“业力”、空气中都弥漫着“病毒”的“人类的垃圾站”上,不如劝儿子和他们一起“修炼”,将来好“圆满飞升,同回天堂”。

  由于徐畅是搞计算机的,所以他们家早就有了电脑。徐鑫涛受父亲的影响,也非常喜欢电脑。上了中学,学校开了微机课,徐鑫涛便很快在计算机方面显得出类拔萃。微机老师看他在这方面是颗苗子,对他非常器重,建议他将来报考计算机专业。可自从他练上“法轮功”以后,突然间说什么也不上微机课了。老师对他的反常行为百思不得其解,经详细调查才知道,原来徐鑫涛迷上了“法轮功”,而李洪志在他的“讲法”中说电脑是外星人操纵人的思想搞出来的,外星人把他们的技术传给地球人的最终目的是想取而代之,每一个会操作计算机的人外星人都给编了号。所以喜欢电脑的徐鑫涛在李洪志歪理邪说的蛊惑下就对电脑敬而远之了。徐鑫涛的微机老师多次找他谈心,让他不要相信李洪志的话,否则会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徐鑫涛充耳不闻,执迷不悟,已经牢牢地被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所控制。微机老师去他家家访,找他的父母谈心。痴迷很深的徐畅的话更是离奇和出格,坚决支持儿子的做法。就这样,徐鑫涛的成绩一落千丈,由班里的第二名一下子下降到最后一名。

  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徐畅夫妇先后进京滋事被依法拘留。双方的单位分别把他们担保出来,单位领导不断找他们谈话,给他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然而这些都动摇不了他们“坚修大法”的决心。随着李洪志邪恶本质的不断暴露,“法轮功”痴迷者的违法犯罪活动也越发猖獗,徐畅夫妇为了自己的“长功”、“上层次”、“圆满”,也不假思索地加入了印发“法轮功”非法宣传材料的活动中。他们分别向单位递交了辞职申请,单位没有批准,他们索性就不上班了。他们的家也名存实亡:两人为“大法”的事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做了,就把徐鑫涛的奶奶从农村老家接上来专门给他们做饭、忙家务。两人白天黑夜地忙着印制散发传单,传单印好后,装进编织袋,半夜偷偷摸摸运往骨干分子家中,再由骨干分子通知痴迷者去领取。然后偷偷摸摸进行散发,扔在黑影里或夜深人静时塞进别人家的门缝或报箱里,一天到晚弄得筋疲力尽,无精打采。可是每当接到电话或有人来找他们去发传单时,他们马上就精神百倍,劳累疲乏全都甩在了脑后。这时,市里成立了法制教育中心,集中优秀帮教人员对各个单位的“法轮功”痴迷者实行分期转化。徐畅的单位当即就向法制中心报了名,并从单位抽调了两名职工作陪教,准备送他到法制中心进行教育转化。妻子的单位也做了同样的打算。徐畅得知这个消息后,给了老母亲一些钱,让老母亲回了原籍。为了逃避转化,夫妻带上家里所有的积蓄,双双离家出走。他们离开家的时候,儿子还没有放学回来,徐畅就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其内容是:

鑫涛:

  爸爸妈妈为了排除魔的干扰,为了维护大法,不能在家里再呆下去了。具体去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临走前爸爸只想告诉你,不要再上学了,大法遭受危难时,作为大法弟子,不能坐而视之,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要赶快去北京正法。爸爸妈妈给你留了一笔钱,留着你正法时用。

  写完,他把信和钱装在一个信封里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儿子放学回来,不见了爸爸妈妈。看见了放在茶几上的信和钱,当即就不去上学了,按照父母的吩咐,买了一张火车票去了北京天安门打条幅、喊口号,因触犯了法律被劳动教养。

  再说他的父母流离失所以后,就在外面租房子印发“法轮功”非法宣传品,还给家中贫困的学员进京“正法”提供路费。为了不致引起别人的注意和怀疑,徐畅配备了三个BP机和三个手机,和那些“同修”们分别采取单线联系;而且经常戴着墨镜和假发,不断地变换装束。只要有人来过他住的地方,他马上就转换地点,重租房子。一看见警察,心里就“咚咚”直跳,基本上一个月换一处房子。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怎么就像小时候看的电影中的地下工作者呢?这哪是“堂堂正正地修炼”?整天像个贼似的东躲西藏,像个鬼似的害怕光明,自己扮演的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呢?可是又一想,反正是在维护“大法”。再说这样的日子也长不了,最多几个月就“圆满”走了,咬着牙拼着命也得坚持下去,干下去!几个月以后,他们的积蓄全部花光,两人就捡啤酒瓶、矿泉水瓶等废品卖掉后当做印制材料的费用。他们经常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就从垃圾桶里捡些别人扔掉的食物和水果糊口。后来,不断有过去的“功友”被转化的消息传来,他们怕被“出卖”,就和几个经常接触的“功友”一起到远郊的一个山洞去栖息。徐畅的妻子,这个昔日高雅端庄、衣饰讲究的大学女教师此时头发乱蓬蓬,脸上脏兮兮,衣服上全是油污,雪白的旅游鞋已经黑得失去了本色。由于多日不洗澡,身上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难闻气味儿。有一次,徐鑫涛的妈妈跑了十几里路来到一个水库边,往停在岸边的船上张贴“法轮功”反动传单。被人发现报了警。她看见警察来了,知道自己阴谋败露,惶恐中一头扎进水库。两名警察见状,迅速跳下水库将她救起。后将她送进了当地法制教育中心,在帮教人员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下,她终于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和自己的错误。转化以后她马上想到了丈夫,如果丈夫继续这样下去,只能是变本加厉地走上与党和人民为敌的死路。不行,自己转化了,必须得帮助丈夫和与他在一起的昔日“功友”从邪教的泥潭里跳出来。所以,她主动带着公安干警找到丈夫的藏身地点,将丈夫和几个“功友”抓获。其丈夫厉声责骂她是“犹大”,竟然还出卖自己的丈夫,出卖“同修”!可是当其丈夫转化后,庆幸地说:“多亏妻子把我举报,多亏政府把我送到法制中心转化。如果一直流离失所下去,我们几个最终将会发展成报复社会的恐怖组织。因为流离失所的日子里,我一看见警察就觉得他们要抓我,因而对他们痛恨万分。走在街上,谁如果多看我一眼,我也会疑虑重重,认为他们要举报我,报复心理越来越强。”

  一家三口都转化后,春节期间,所里和大队领导积极为他们创造有利条件,让他们一家三口在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并交流了思想。夫妻俩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深刻地反思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竟然被李洪志这一套糊弄小孩儿的玩意儿迷惑得神魂颠倒,并发誓今后一定要剔除头脑中所有不健康的思想,倡导先进思想和科学理性精神,与时俱进,加倍弥补自己给国家、社会、单位、家庭所造成的损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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